臉譜出版部落格

 

奇怪的真實
佩特．梅休（Pat Mayhew）和她長期以來的合作夥伴羅恩．克拉克（Ron Clarke）把人生都投注在犯罪研究上。由於對犯罪方面的貢獻，他們在二○一五年獲頒斯德哥爾摩獎（Stockholm Prize）的犯罪學獎。當時我與佩特．梅休隔著一張桌子對坐，我問她如何與羅恩．克拉克一起發現了德國機車竊案的數量驟減。這問題有一部分就是在問她到底關注些什麼。她說：「我們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最常談論的，就是入室竊盜的案件和車輛的犯罪……因為車輛犯罪案件備受矚目，以至於我們必須隨時關注車輛犯罪的狀況。」
但是，有這項發現也是因為她一直相信統計的力量（更甚基於印象而作的推測）。梅休在英國內政部服務的三十年期間，花費了大部分精力在改善和監測犯罪模式，好讓英國和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能對犯罪行為有更深入的理解。她在一九八一年與麥克．霍夫（Mike Hough，現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犯罪學教授）一起進行英國犯罪調查，該次調查引進了一個計算英國犯罪趨勢的新方式，不再根據警方所蒐集的數據（警方的數據有很大的程度取決於人民是否願意報案），而是出自一群數量龐大、經過仔細採樣的英國人口，由這群人回報意見（不對外公開）。在那前後，她也一直在整理犯罪資料，並定期檢討，上述資料除了英國之外，也包括全世界的。比如她便完成了對德國機車竊盜案的資料匯編。
她說：「我們與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Bundeskriminalamt）一個叫作埃德溫．庫別（Edwin Kube）的人聯絡上，我們發現德國人（不愧是德國人）手上有非常非常好的犯罪數據。」這對於梅休和其他參與共同研究的人來說至關重要，因為許多國家並沒有區分機車、汽車或是腳踏車的竊盜案數據。而且這個細部資料也顯示出，德國的機車竊盜案減少，跟德國整體犯罪趨勢不合。從一九八○年開始，有六年期間機車竊盜案掉了三分之二，不過汽車竊盜案的數量大致還是一樣的，甚至還略為上升，從一九八○年的六萬四千件，增加為一九八三年的八萬兩千件，而在一九八六年又跌回七萬件。
腳踏車竊盜案的數量大致穩定，也是類似的模式。德國人沒有突然變得比較守法，只是有些事就是不一樣了。
梅休說：「這還挺明顯的，不是嗎？」
我想：「或許對妳而言是吧。」
梅休還知道英國的機車竊盜案也在一九七三年突然銳減。荷蘭在一九七五年時也有類似情形。不過當我在戰略單位小組初次得知這個研究結果的時候，並無法對此現象有明確的解釋，而且它也大大挑戰了我對於犯罪的成因和解決方式的某些偏見。
改變是起於歐洲國家意識到了道路交通的危險性。交通意外死亡率過高，主要歸因於車禍，同時人們也愈來愈同意要有預防措施，一方面保護自己的安全，一方面也要調控節節上升的意外相關醫療支出。英國在一九七三年規定騎乘機車必須要戴安全帽；接著在翌年，倫敦的機車竊盜案就減少了四分之一。荷蘭也在一九七五年規定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於是說自己曾經在過去一年碰到機車竊盜案的人，突然從百分之十掉到約百分之六。德國的情況還更戲劇性。德國在不同階段引進了不同的法律，造成竊盜案減少三分之二。一九七八年七月開始強制規定所有騎乘機車的人都要戴安全帽，幾乎就在同時，竊盜案的數量就慢慢在減少，在一九八○年則是急遽減少，因為政府規定（這項規定從該年開始實施）如果騎機車沒有戴安全帽，被抓到的話會當場罰款。
在這些統計數據的背後，代表的是數千人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道德選擇，儘管改變的原意並不是為了影響犯罪之類的。以前會偷機車的人現在不偷了，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沒有安全帽，他們被抓的機率將會大幅提高。有趣的是，根據比較仔細的德國資料顯示，這些人也沒有因此就決定去偷其他類型的車輛，藉以維持他們的興奮感，或是賺點外快。
為什麼我認為這個案例如此重要而它又如何引發了我的想像呢？它看起來與「英雄與壞人」觀點完全不符合，而這些現實生活中的罪犯到底又有多大的行惡決心呢？其實不需要多大的動員，就可以讓你在物色一輛無人看管的機車時，記得帶上一頂安全帽，不過看起來很多想要偷車的人都做不到。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得以問：我們需要竭盡全力將違法者定罪、施以處罰，才能夠減少犯罪嗎？機車竊賊所受到的處罰並沒有改變，犯罪率下降並不是因為他們現在要被關的時間比較久了。真的需要全能英雄和十惡不赦的壞人對抗嗎？警察在犯罪事件的減少上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過有趣的是，他們通常不是透過戲劇性的追緝才達到這個目的，反而是因為日常執行一些「真正的」警務工作中所謂的「苦差事」，如此每天取締交通違規才達到的。
「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又如何呢？有人會假設，若社會條件沒有什麼巨大的改變，犯罪就不可能減少，但這個想法已經被推翻了。這幾年來，德國在福利制度或是財富分配上並沒有重大改變，然而我們卻不能忽略這段期間機車竊盜案減少了三分之二這個事實。即使這些犯罪者「是為了維持生計而被迫犯罪的」，但是他們也沒有增加其他型態的犯罪數，以彌補失去的犯罪所得。
雖然真實的世界複雜無比，但我們還是可以、也確實必須發展出新的思考方式，才能幫助我們理解人類行為中最糟糕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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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吉靜靜聽著沒有異議，但手指頭開始敲呀敲，一邊膝蓋也輕微抖動，好像在忍耐，終於，他說，「我想一切一定都會順利。但我打電話給你是因為……」
「不是為這個？」 
「當然不是。」奈吉胡亂清理一下桌上的東西，把聰明豆和餅乾屑推到一旁，打開剛從檔案櫃拿出來的文件夾，把裡頭的信拿出來，然後忽然停下動作，說，「也許我不該打電話給你，你不會了解。」 
「你是說我不會同意吧。」雷基不知道他打什麼主意。 
「不，如果你了解，就會同意，但你不會了解。」 
「奈吉，蘿拉在等我，你有話直說好嗎？」 
奈吉把那幾封信攤在桌上給雷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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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狙擊手，成功不僅僅取決於準確率。狙擊手通常要在無人之地或是敵方陣線內活動，這意味著要尋找或創建合適的躲藏地點，並進行全身偽裝，以免行動、呼吸、吸菸時和槍枝裝備中發出的閃光為人所見。就像大部分成功的暴力一樣，狙擊手殺死的是暫時無力抵抗或極其明顯的目標，通常是軍官、炮兵或機關槍手。
由於他們的攻擊出其不意，因此也最令人恐懼和憎恨。一旦被抓獲，他們幾乎一定會被當場處決，儘管這違反了戰爭規則，但狙擊本身也被認為違反了戰爭精神。相反的，炮兵部隊儘管製造最多傷亡，卻不被認為有違反戰爭精神之處。
就連戰友們往往也不喜歡狙擊手，或者至少是與他們相處時不太自在。一戰中，一名英軍狙擊手軍官注意到，炮兵部隊不願與狙擊手混在一起，「因為有些東西讓他們跟普通人不一樣，也讓士兵感到不舒服」。二戰中的士兵有時候會嘲笑他們。越戰的美軍狙擊手曾面臨這樣的評論：「殺人公司來了。」二十世紀晚期的高科技狙擊手依然面臨這種態度，一九八○年代末期的英軍狙擊手小分隊被稱為「麻瘋病人」。這種不合一部分來自於狙擊手的與眾不同，以及他們享受的特權。
一般情況下他們都不需要完成日常任務，也不容易疲憊。他們擁有不同尋常的自由，能夠自己選擇時間和地點隨意行動；他們通常會穿著特殊的制服，為了達到最佳偽裝效果而顯得更加古怪。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情感上拒人於千里之外，通常不善社交，比其他士兵更內向。此外，他們能夠冷靜的執行自己的任務，這也讓他們獲得「冷血殺手」的名聲。並非只有士兵才對狙擊手態度冷淡和抱有敵意。
在世界大戰中，古板的軍官一開始並不認為有必要設置狙擊手，直到後來才不太情願的設立了這項編制。軍官也認為狙擊手不屬於正常的策略，違背了戰鬥精神：士兵試圖奪取敵人生命的時候，自己至少也應當面臨一定程度的危險。事實上，狙擊手的傷亡率也很高，但這種在極度隱蔽的地方開槍，避免與同樣危險的敵人正面對抗的衝突模式，讓人感到有違軍人的榮耀。因此，狙擊手的訓練與武器供應在戰爭開始時會倉促建立，但戰爭結束時也會迅速停止，這並不令人驚訝。
狙擊的確是一種需要冷靜和計算的工作。成功的狙擊手需要非常有耐心，反覆尋找合適的觀測與隱蔽地點，通常每天只會開幾槍而已。這部分是為了保證安全，避免洩漏隱藏地點；但這種隱藏其實也是一種攻擊，因為他們在等待合適的目標出現，以便盡可能準確擊中對方。這也是為什麼狙擊手很少能在一天之內擊中大量敵人，大部分狙擊手需要等待一個月甚至更久才能完成任務。但的確有些狙擊手能比其他人戰績更好，哪怕在同一前線也是如此。這些菁英殺手不僅善於隱藏，還會主動出擊尋找目標。另一方面，普通的狙擊手很可能會錯失目標，但表面看來卻可能只是技術原因所致。
狙擊手之所以被選中，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好槍手，雖然這可能是他們一開始被選中接受狙擊訓練的原因。據估算，最初選中的人當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會被淘汰。此外，遠距離狙擊手在戰鬥情境中不一定總能擊中活動目標，在那些情境中，他們需要自己尋找目標並進入射擊範圍。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就像王牌飛行員一樣能夠看到潛在目標，而其他人則未必具有這項能力。人們往往認為好槍手與好狙擊手之間的區別在於個性，冒失、莽撞、容易衝動的人做不了好狙擊手。
那麼，狙擊手究竟是怎樣成為狙擊手的呢？儘管與其他士兵關係淡漠，但他們並非沒有社會支持。大部分人會以兩至三人小組為單位行動，不過也有人是「獨行俠」。一般情況下，其中一個人會為主狙擊手擔任望遠鏡觀察員，另一人則可能會攜帶普通的自動武器並擔任警衛。事實上，這讓狙擊成為一種靠小組運作的武器，就像馬歇爾在命中率最高的群體中發現的那樣。
就像所有暴力一樣，狙擊同樣必須克服衝突性緊張與恐懼。狙擊手有著獨特的優勢，在所有小型武器中，其射程是最遠的。一般情況下，目標都在兩百七十至三百六十公尺外。在這個距離上，狙擊手能夠擊中站立者的腿部，但頭部就較難分辨出來。在一百三十五公尺外（對狙擊手來說是非常近的距離），人的眼睛瞇成一條線能夠看得清；在七十公尺處，面部已經十分清晰，眼睛也成為清楚的兩個點。如果在更遠處，例如五百五十公尺，衣服的顏色（除了白色）就很難辨認了；七百二十至九百公尺外，一隊士兵看起來就像一條線。這意味著對遠距離狙擊手來說，通常面對面衝突中常見的標誌，包括對手的面部表情等，都是不可見的。
狙擊手普遍會使用瞄準鏡，放大倍數在三至十之間，這通常能讓他們分辨敵人的面部，卻不一定能看清眼睛。不過就算有瞄準鏡，互動心理仍與平時不同，雙方並沒有真正的交流，因為敵人無法看到狙擊手的面部或眼睛，甚至完全看不到狙擊手本人。雙方傾向於將注意力集中在同樣的焦點並共用情緒的這種社會互動基本特點是沒有的。就像控制實驗一樣，瞄準鏡讓我們了解究竟是怎樣的互動細節讓衝突變得困難。並不只是看到對方的眼睛就可以達成互動曳引，必須雙方都意識到對方能夠看到自己的眼睛才行。
比槍法更重要的狙擊技術核心是隱蔽能力。狙擊手之所以要隱藏自己，並不僅僅是為了避免對方反擊。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進攻策略，它可以讓互動變得不對稱。因此，狙擊手社會身分的關鍵在於他能隱藏和偽裝自己。在這一方面，他們與職業殺手和恐怖分子類似。正是由於強調隱藏自己，他們才會獲得「懦夫」的惡名，或者至少是在其他士兵眼中顯得不那麼光彩。
此外，狙擊手的衝突方式與普通士兵是不同的。普通士兵之間的衝突是意志力、敵意、恐懼和進攻或逃跑等衝動之間的競爭，相較之下，狙擊手會設定自己的時間，緩慢而耐心的等待機會。他自己的緊張情緒被一系列技術細節所掩蓋，包括合適的距離、風速、高度和其他可能會影響命中機會的因素，他們並不是將敵人視為人類或對手，而只是在專心調整自己的視野。狙擊手描述自己的經歷時，通常會回憶培訓中的技術細節，並盡可能將其應用到實戰中。
這種對技術的沉迷抹去了殺戮的情緒，使他們進入一個安靜的領域，其中一切都被非個人化。作家佩格勒（Martin Pegler）引用二○○三年伊拉克戰爭中一名英國狙擊手的話：「我知道我只能開一槍，這一槍的角度必須分毫不差。當時天氣很熱，強風從左邊吹向右邊。我們計算出一個偏離目標八百六十公尺的點。我能準確瞄準目標……他的腦袋和胸膛都暴露在視野中。我接受的訓練接管了一切，我進入完美的狙擊姿勢。我全神貫注，根本沒有機會將他當成一個人來看待，或者思考我即將殺死他這個事實。他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形狀，在望遠瞄準鏡中被放大了十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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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從常態到殘暴，以微觀角度探索個人、家庭和社會中超過30種暴力的形成和真相
 
出版時間︰2018.04.03
作者︰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定 價︰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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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解的犯罪學──顛覆你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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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的示威遊行中發生的暴力，同樣具有恐慌進攻的特點，這對示威者和被派來控制局勢的警方或軍方而言都是如此。示威遊行通常會聚集起大量人群。但當暴力爆發時，絕大部分情況下傷害並不是在兩大群人正面衝突的時候發生。就像勢均力敵的軍隊一樣，示威者及其反對者通常會陷入僵持，彼此挑釁（在現代情境中則由警察來控制人群，挑釁通常只發生在一邊），隨後當局便會介入來維持秩序。
抗議者與控制人群的警察力量都十分類似密集方陣時代的軍隊，他們之間的衝突一旦爆發，也很像大部分方陣戰鬥中常見的推擠角力。因此，在某些照片中，我們會看到抗議者和鎮壓者都保持密集陣形，彼此推撞。在這種時候，警察會用警棍隨機敲打衝進警方防線的抗議者（也許那些人是被推進去的，甚至是不小心跌倒才與警方衝撞的）。這就像方陣衝撞的一種版本，往往不會產生什麼傷害；基於同樣原因，只要大家都保持陣形，也不太容易引發嚴重的打鬥。
這種衝突發生的一個原因是，警察將示威者趕進封閉的區域，例如切斷一個路口或廣場的出口。這會迫使示威者擠成一團，而且警察還會用警棍毆打周圍試圖逃離的人。倫敦的勞動節示威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二○○一年五月二日的《每日郵報》和《泰晤士報》上刊登的照片呈現了這樣的場景）。大部分示威者看起來都驚慌不已、擠成一團，少數幾人試圖對警察防線祭出拳腳，警察則回以警棍。媒體並沒有將警察的行為描繪為一種暴行。
這種群體暴力儘管對那些挨揍的人來說可能刻骨銘心的疼痛，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是一次很不愉快乃至恐怖的經歷，但在記者和觀察者眼裡卻並不算很特別的事件，通常也不會得到太多公眾關注。這部分是因為只要雙方群體都老老實實的待在自己的地盤裡，恐慌進攻就不會發生，不過這種情境並不適合由情緒迸發而導致的那種醜陋的暴力。
另外一種相對比較少見卻能夠造成驚人傷亡的情況，則是全副武裝的權威機構向相對力量薄弱的群眾開槍或使用其他武器。這方面一個著名的歷史事例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革命中的聖彼得堡，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舉行大規模示威，反對俄國重新參與世界大戰。
有張照片顯示了軍隊突然向示威者開槍的一刻，我們可以看到，人群向四面八方奔逃以躲避子彈，有些人跌倒在地，大部分人縮成一團躲在建築物旁邊。全副武裝的軍隊陷入了恐慌進攻，示威抗議中的緊張突然被一聲槍響打破，這可能僅僅是一個士兵引發的，但卻迅速發展為一波槍聲，橫掃了抗議者。與那些保持陣形的示威抗議不同，這是一種高度戲劇化的事件，有時甚至會成為歷史的轉捩點。正是這種恐慌中的崩潰導致這個印象，因為這種情境既可以被建構為一場盛大的勝利，又可以表現出極端的殘忍。
在聖彼得堡的「七月危機」（July days）裡，革命爆發了，接下來政府成功實施了對異議分子的鎮壓，迫使共產主義者躲藏起來。不過，媒體和公眾也可以將這種一面倒的鎮壓詮釋為一種暴行，從而進行大規模反抗動員。一九六五年三月七日，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市（Selma），民權運動的轉捩點發生在警察用警棍和警犬攻擊示威者的時刻，六百名示威者中，有六十七人因此受傷。這起事件的曝光使議院和總統做出反應，最終通過了「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作為對示威者的支持和對種族隔離主義者無可挽回的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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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解的犯罪學：從全球數據庫看犯罪心理及行為的十一個常見偏誤》
        
      

出版時間︰2018.04.03
作者︰湯姆‧蓋許（Tom Gash）
定 價︰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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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從常態到殘暴，以微觀角度探索個人、家庭和社會中超過30種暴力的形成和真相
 
出版時間︰2018.04.03
作者︰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定 價︰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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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爾摩斯先生收》


【英倫古風X台味撞色書衣＋氣泡郵封新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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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林中唯一的女孩
「雪兒‧史翠德？」甘迺迪草地雜貨店裡的女人開口問我，臉上毫無笑容。我興高采烈地點點頭，她一語不發，轉身消失在櫃台後方。
我環顧四周，陶醉地望向各色各樣的包裝食物和飲料，心中既期待著接下來的數小時裡我會吃掉哪些東西，又因背包終於不再連在我身上，而是暫放在店內走廊上，感到解脫的輕鬆。
我到了。成功抵達了第一站，感覺像個奇蹟。半預期著在店內看到葛瑞格、馬特和艾伯特，但他們不在這裡。我的旅遊導覽書告訴我，營地離此還有三英里遠（約四‧八公里）。我想，我會在那兒找到他們，而在那之後，終究也會跟道格與湯姆會面。因為我竭盡所能、拚命趕路，他們最終沒能追上我。甘迺迪草地是個漂亮的廣闊區域，境內有松林、灌木、草皮，位於海拔六千兩百英尺（約一八九○公尺）處、柯恩河（Kern River）的南段支流上方。它不算一座城鎮，反而比較像是現代文明的前哨站，範圍僅數英里，包括一間雜貨店、一家叫做葛蘭皮斯（Grumpie's）的餐廳和一塊老舊營地。
「給妳。」那個女人再度出現，帶著我的補給箱，將它放置在櫃台上。「這是唯一寫著女孩名字的箱子，所以我知道是這個。」她隔著櫃台，向我伸出手：「還有這個也是寄給妳的。」
她手上捏著一張明信片。我接了過來，上面寫著：「我希望妳成功走到這裡。」字跡潦草，看來非常眼熟：「有一天，我想要再當妳的男朋友；一個乾淨清白、完全不碰毒品的男朋友。我愛妳。喬。」明信片的另一面，是坐落在俄勒岡州海岸的雪維兒．畢奇飯店（Sylvia Beach Hotel）的照片，我們曾在此共度時光。我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半晌，不同的情感如波浪般一波波席捲而來。因故人捎信而感激；因想到喬而念舊神傷；因只有一個人寫信給我而失落；毫無理性的，因那個「人」不是保羅。
我買了兩瓶思樂寶牌（Snapple）檸檬汁、一條特大的奶油手指巧克力棒（Butterfinger），還有一包多力多滋（Doritos）玉米片，接著走到外頭，坐在台階上，狼吞虎嚥吃著剛買下的食物，同時將那張明信片讀過一遍又一遍。不一會兒，我發現走廊角落有個塞得滿滿的箱子，裡面一包一包，幾乎全是背包客所用的食物。一個手寫的標示貼在箱子上面，寫著：
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者免費箱！
留下你不需要的東西，
拿走你需要的！
一枝雪杖斜倚在箱子後方，正是我需要的東西。那是一枝公主風的雪杖，杖身是白色的，還連著一條糖果粉色的尼龍手腕帶。我拿著它試走了幾步，發現高度剛好。它不僅可以助我橫越雪地，還能讓我順利度過那些在前方等著我的溪水淺灘及落石坍方。
一小時後，我拿著雪杖，在環繞營地周圍的泥土地上走著，試圖尋找葛瑞格、馬特、艾伯特。那是六月天週日的下午，整個營地幾乎是空蕩蕩的。我經過了一個正在準備釣具的男子、一對帶著啤酒冰桶和手提音響的夫妻，最後抵達紮營地點，看見一個頭髮灰白的男子，赤裸著上半身，挺個曬黑了的大大肚皮，正坐在野餐桌前看書。我走近時，他抬起頭。
「妳一定是那個有名的超巨背包女：雪兒。」他向我打招呼。
我大笑出聲，表示同意。
「我叫艾德。」他向我走來，跟我握手：「妳的朋友都已經到這裡了。他們剛剛才攔了車去雜貨店……你們肯定錯過了……他們要我注意妳到了沒有。妳想的話，可以把帳棚架在這裡就行。他們的帳棚也在這一邊，葛瑞格，還有艾伯特和他兒子都是。」
他指了指周圍的帳棚，「我們設了個賭局，打賭誰會先到；是妳，還是那兩個從東岸來、比你晚一些上步道的小伙子。」
「誰贏了？」我問。
艾德想了一會兒，「沒人贏。」他說，爆出大笑：「我們沒人賭妳會先到。」
我將「怪獸」安置在野餐桌上，然後解開它，讓它待在那裡；這樣一來，當我要再度背起它時，就無須表演那齣坐在地上、雙手雙腳向前猛撲的丟臉戲碼了。
「歡迎光臨寒舍。」艾德說，伸手比向一輛小型露營車；那輛車上，防水布做成的遮蔽屋頂從側邊向外延伸，底下是個小小的臨時野營廚房。「妳餓了嗎？」
營地裡沒有淋浴的地方，所以當艾德為我準備午餐時，我走到河邊，在不脫衣服的情況下盡我所能地梳洗乾淨。在走過那一大片乾燥不毛之地後，這條河讓我驚喜萬分。柯恩河的南支流並不僅是隨便的任何一條河而已。它既激烈湍急又泰然自若、既冰冷又狂暴，它的力量恰恰清楚地說明它那位在更高聳山區的上游處正堆滿了厚厚的積雪。水流太急，所以水位連到達腳踝深度都有困難；於是我沿著水岸向下走，直到在河道邊找到渦流小水塘，然後踏了進去。河水冰得我雙腳刺痛，不多時便感到麻痺。我蹲伏下來，弄濕我髒汙的頭髮，然後用掌心捧水潑在衣服上，嘗試要隔著衣衫清洗身體。能夠成功抵達甘迺迪草地，我心中交織著甜美與勝利的激動感受，又滿溢對未來數日將進行的交談對話的期待。
梳洗完畢，我轉身上行，穿越寬闊的草地，滴著水，全身濕透，涼爽無比。遠遠地我就可以望見艾德的身影。我愈走愈近，看著他在小廚房和野餐桌之間來回奔忙，手裡端著餐盤、食物、番茄醬、芥末、還有罐裝可樂。我才不過認識他幾分鐘而已，可是我立即覺得自己與他熟悉親密──與我在步道上碰到的另外幾位男士相同──好像我任何事情都可以信任他一樣。我們各自坐在野餐桌的一側，然後他告訴我關於他的一切：五十歲，是個業餘詩人，隨季節而流浪，離婚，沒有小孩。我嘗試跟著他悠哉閒適的步調進食，他吃一口我就吃一口，如同數天前我企圖跟著葛瑞格的步伐前進一樣，但我沒辦法，我實在是餓壞了。我狼吞虎嚥，瞬間就消滅了兩根熱狗、堆得跟小山一樣的燉豆，以及另外一座洋芋片山，然後依舊飢餓難耐地坐在那兒，期待著更多食物。同時，艾德慵懶地吃著他的午餐，時而停下餐具，翻開日記本，大聲念出他前一天寫的詩給我聽。他告訴我，他大部分的時候住在聖地牙哥，每年夏天他會來到甘迺迪草地露營，好在太平洋屋脊步道的旅行者途經此地歡迎、接待他們。根據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者的行話，他是個「步道天使」：當初我還不知道這個名詞，那時候的我，連太平洋屋脊步道的旅行者有自己的行話都不知道。
「嘿，夥伴們，看這裡！我們全都賭輸了。」當其他男士從雜貨店返回營地時，艾德朝他們大喊。
「我才沒有輸。」葛瑞格抗議著，走到我身邊，伸手捏了捏我的肩膀：「我是賭妳贏，雪兒。」他堅持說道，其他人駁回他的聲明。
我們圍坐野餐桌，聊著有關步道的事。不一會兒，男士決定暫時散會，各自午睡片刻。艾德回他的露營車裡，葛瑞格、馬特、艾伯特回到帳棚內。我留在野餐桌前，因為過於興奮不願入睡，翻看著我數週前打包的補給箱。箱內的物品有種來自另一個遙遠世界的氣息，像是我另一輩子所待過的地方，帶有我過去公寓裡慣用的奇葩（Nag Champa）薰香的香味。夾鍊密封袋及食物包裝都還閃亮新穎，全新的Ｔ恤沾染我在明尼亞波里斯合作社買下的散裝洗劑的薰衣草香氣。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所著的《短篇小說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布滿花朵圖案的封面毫無折痕。
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就不是如此完美了；更精確一點來說，躺在我背包裡的《我彌留之際》只剩下薄薄一小部分。一路上，我把封面及前一晚讀過的書頁全給撕了，將它們放在小型鋁製餡餅鍋（原本是帶著用來墊在爐子底下，避免火花四濺的）裡燒掉。看著福克納的名字在火光中漸漸消失，感覺有點像自己正在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一輩子都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然會燒書，但我實在太需要減輕背上的重量。對《太平洋屋脊步道首篇：加州》中我已走過的路段部分，同樣比照辦理。
這麼做確實令我心痛，但非得如此不可。在踏上太平洋屋脊步道之前的那個我是個愛書人；但在步道上，書帶給我的比以前還要更多。當我所處的真實世界變得太孤單、嚴苛或艱辛，變得難以忍受時，書讓我能深陷其中，成為我暫時閃躲一切的避風港。晚上紮營過夜時，我會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手邊的工作，架好帳棚、濾好水、煮好晚餐，然後在帳棚的遮蔽下坐進露營椅，雙膝夾著一鍋熱騰騰的食物，一手拿著湯匙吃飯，一手捧著書，在天色漸暗之下依賴頭燈的光線閱讀。步行第一週，因為太過疲倦，我常常讀一兩頁就睡著了。然而時至今日，我變得強壯許多，睡前能夠閱讀的篇幅也隨之增加，藉此來逃離冗長沉悶的日子。到了早晨，我就撕掉前晚所讀完的部分書頁，將其燒毀。
正當我捧著毫無損傷的奧康納《短篇小說全集》，艾伯特從他的帳棚裡走了出來。「看起來，妳應該不介意捨棄幾樣東西吧？」他說：「需要幫忙嗎？」
「事實上，」我可憐兮兮地給了他一個微笑，說：「我很需要。」
「好。那麼，我建議妳這麼做：假設妳現在要準備出發走下一段步道了，所以妳要打包妳的東西。妳先試著自己收拾行李，然後我們再從這一步繼續下去。」
他轉身走向河邊，手中握著一小節牙刷；無疑地，他就能夠想到把牙刷尾端折斷的方法，來減輕背包的重量。
我動手進行分類打包，將新拿到的補給與舊物品整合，覺得自己像在考一場注定不及格的測驗。完成後，艾伯特回來了，把我收好的背包打開，將內容物重新拿出來。他將這些東西分成兩堆擺放，一邊是要回到背包內的物品，一邊是要放入現在變得空蕩蕩的補給箱裡。對於那些放進補給箱的東西，我可以把它們寄回家去，也可以把它們留在甘迺迪草地雜貨店走廊上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者免費箱中，供其他需要的人取用。被歸類為該進入補給箱的物品包括了折疊式鋸子、迷你望遠鏡，還有至今連用都沒用過的相機用兆瓦閃光燈。艾伯特接著把消臭劑（我完全高估了它的功效）、拋棄式除毛刀（當初一點概念也沒有，打算途中用來刮除腿毛及腋毛），以及一大捆塞在急救箱內，令我羞慚不已的保險套。
「妳真的需要這些嗎？」艾伯特拿著保險套問我。艾伯特，是一個來自喬治亞州、手指上的婚戒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會將自己牙刷尾端截除來減輕負擔，口袋裡裝了本《聖經》的爸爸級鷹級童軍。他臉色鐵青，以軍人般的嚴肅神情看著我，整打捲在一起的無潤滑超薄型保險套從他手中像派對彩帶一樣展開滑落，白色的包裝袋隨之發出劈啪聲響。
「沒有。」我說，覺得自己快要羞愧而死。此時，做愛這件事情感覺既遙遠又荒謬，但當初打包時，並沒有任何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對身體影響的概念。那時，對我而言，這是很合理的預期。離開里治克里斯特那間汽車旅館後，我就沒再看過自己的長相，我在男士小憩時，悄悄朝艾德露營拖車邊掛著的鏡子瞧了一眼。我曬得很黑，又髒兮兮的（看來不久前浸在河裡匆匆清洗的成效不彰），看來稍微瘦了點，深金色的頭髮顏色好像淡了一些，乾掉的汗水、河水、泥塵讓我的髮絲或平貼、或翹曲，亂成一團。
我看起來實在不像個需要一打保險套的女人。
但艾伯特沒浪費時間在想這種事情──例如我有沒有做愛、是否漂亮──他只是繼續搜刮著我的背包，拿起一件件我曾認定會是必需品的東西，嚴格堅定地詢問過我的意見以後，扔進歸為「待捨棄」的那一堆物品之中。幾乎每一次他拿起一樣東西來問我，我都點頭同意，除了《短篇小說全集》和我的最愛、那本完好無缺的《共語之夢》外。我留下日記本，裡頭記載夏天所經歷的一切。趁著艾伯特不注意時，我迅速地從他扔在一旁的那一大捲保險套尾端撕下了一個，偷偷摸摸地塞進短褲的後口袋裡。
「妳為什麼來這裡？」艾伯特完成手邊的工作以後，轉頭問我。他坐在野餐桌附的長凳上，寬大的手掌交疊在身前。
「你是說，為什麼來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嗎？」我問。
他點頭，看著我將那堆被允許保留的物品塞回背包裡。「我可以告訴妳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還來不及回答，他便先搶著說道：「這是我一輩子的夢想。當時我聽說了這條步道，然後我就想：『見上帝前，我知道要先完成一件事。』」他握拳輕敲了敲桌面，「那麼妳呢，小姑娘？我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有因緣，他們都是被某件事情驅使，才來這裡的。」
「我不知道。」我反對著。並不想讓一個五十餘歲、出身喬治亞州的鷹級童軍兼虔誠基督徒知道我為什麼決定孤身一人在荒野森林裡走上整整三個月，不管他的眼睛在微笑時閃爍得有多慈藹都一樣。驅使我來到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的理由，會讓他覺得可恥又不體面，我卻感到太過曖昧難解。對我們兩人而言，這些理由只會更加凸顯這些努力嘗試，多麼脆弱搖搖欲墜。
「主要是，」我說：「我覺得這應該會很好玩。」
「妳說這『好玩』嗎？」他問，然後我們兩人都笑了。
我轉過去，把身體傾斜靠在「怪獸」上，雙臂穿過背包肩帶。「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差別。」我說，然後扣上扣帶。當我將它舉起離開桌面時，明顯減輕的重量令我又驚又喜，儘管背包內還多裝了一把冰鎬和整整十一天份的全新食物補給。我對艾伯特露出笑容，「謝謝你。」
他搖了搖頭，咯咯輕笑幾聲，作為回應。
我喜孜孜地背著背包走到那條環繞營地的泥土路上，試著跑跑看。我的背包仍舊是所有人中最大的一個──因為我獨身步行，所以其他成對出發的人能夠平均分攤的東西，我都得一個人背著，再加上我也缺少葛瑞格所具有的信心與技術，無法減輕負擔。然而，現在我的背包的重量，跟艾伯特幫我去蕪存菁之前相比，簡直輕得讓我覺得我能夠背著它蹦蹦跳跳了。半路上，我暫時停下腳步，試著跳起來。
我的腳只離地大概一英寸高吧，但終於、終於，我能跳起來了。
「雪兒？」就在此時，一個聲音我喊著。我抬頭張望，看見一個英俊的年輕男子背著背包，朝我走來。
「道格？」我問；我猜對了。作為回應，他揮揮手，高興地又笑又叫，然後直直走向我，把我拉向前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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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大樹拔地參天，站在位於北加州的一座懸崖峭壁上，我的人比這些樹還要高。剛脫下登山靴子，左腳那隻卻掉進樹林裡了──先是我那巨大登山背包翻倒了它，瞬間彈飛空中；通過碎石步道，飛掠而下，只見靴子在腳下幾英尺處一顆露出地表的岩石上彈跳，就此消失在綠色篷幕中，要撿回來已不可能了。我驚愕地倒抽了一口氣。儘管截至目前，我已在野外生活了三十八天，這時間長得足以讓我明白任何事情都可能會發生。話雖如此，當事情真的發生時，我仍感到驚訝。
總之，我的靴子已離開我了，確確實實地離我而去。
我本能地伸手抓起另一隻靴子，像抱嬰兒般牢牢地將它壓在我的胸口──雖然，這個行為根本不具意義。當一雙靴子少了一隻，剩下一隻算什麼呢？它什麼也不是、毫無用處、注定一輩子是個孤兒。對它，我不留一絲的憐憫。它只不過是一隻棕色皮製的 Raichle 登山靴，龐大而笨重，有著紅色鞋帶和銀色金屬釦件。我高高舉起剩下的那隻靴子，用盡全身的力氣扔下懸崖，看著它落入蒼翠繁茂的林木間，看著它永遠地離開我的生命。
我孑然一身，打著赤腳。我二十六歲，是個孤兒，是「活生生的流浪者」──這是數週前，我跟一個陌生人說我的名字，告訴他我與這個世界有多麼疏離，他對我所下的評語。六歲，生父就從我的生命裡缺席；二十二歲，母親過世。隨著她的死亡，繼父就從曾如親父，漸漸變成一個偶然間認識的人。我的兩個手足因悲痛漸行漸遠，為了維繫這個家，我所付出的努力也全都付諸流水，最後，連我也放棄了，像他們一樣，轉身離去。
在朝著懸崖丟下靴子之前，有好幾年的時間，我也越過底線，將自己擲入失控脫序的深谷中。我曾憤怒地到處遊蕩、徘徊、自怨自艾，從明尼蘇達州到紐約，再到俄勒岡州，橫跨整個美國西部，直到最後，一九九五年夏天，我赤著腳，發現：我以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毫無羈絆，事實上深陷其中，注定與它命運交纏。
這是一個我一直知道它在那裡，卻從未造訪過的世界。一個當我悲傷、困惑；在恐懼與希望中會蹣跚前往的世界。一個能讓我成為女人，而且是那種我知道我可以勝任的女人；同時也能讓我變回小女孩的世界，一個量起來有兩英尺寬（約〇．六公尺）、兩千六百六十三英里長（約四二八六公里）的世界。
這個世界有個名字──「太平洋屋脊步道」（Pacific Crest Trail, PCT）。
七個月前，我第一次聽見它的名字。當時我住在明尼亞波里斯市（Minneapolis），整天抑鬱又絕望，與一個我依然深愛的男人處於離婚邊緣。當我在戶外生活用品店裡排隊，等著為我的可摺疊鏟子付帳時，在身旁的貨架上看到了一本書：《太平洋屋脊步道首篇：加州》。我拿起它，翻到背面，閱讀著封底上的文字： 太平洋屋脊步道， 一條連綿的荒野步道， 從加州的墨西哥邊境， 沿著九座山脈（ 拉古納山〔Laguna〕、聖加西圖山〔San Jacinto〕、聖伯納迪諾山〔San Bernardino〕、聖蓋博山〔San Gabriel〕、列夫雷山〔 L i e b r e 〕 、德哈查比山〔 Te h a c h a p i 〕 、內華達山脈〔 S i e r r a N e v a d a 〕 、克拉馬斯山〔Klamath〕、喀斯喀特山脈〔Cascades〕）的山脊，一直延伸至加拿大邊境。這條路線的直線距離大約是一千英里（約一千六百公里），但步道本身的長度超過兩倍。太平洋屋脊步道橫貫加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的全長，途經國家公園、荒野地區，也穿過聯邦、部落和私人土地；還跨過沙漠、山脈、雨林，穿越河流與公路。我把書翻回封面，凝視著封面上那座被岩石峭壁包圍，滿是礫石的湖泊，以及背景的蔚藍天空。我把書放回架上，付了鏟子的錢，然後離開了那裡。
不久，我回到那間店，買下了這本書。那時，太平洋屋脊步道對我還不是一個「世界」。它只是一個模糊又古怪的「想法」，充滿承諾與神祕魅力。當我用手在地圖上畫出它參差不齊的路線時，有個東西在我心裡綻放。
我下了決定：就沿著這條線走。至少，在這一百天，我會用盡全力，看我能夠走到哪裡。那是我這輩子最低潮而又迷惘的日子──我和丈夫分居，獨自住在明尼亞波里斯一間公寓套房裡，當女服務生。每天，我都覺得自己陷在深井底部，無助地向上望著。但就在那座井裡，我計畫當一個荒野獨行登山客。為什麼不呢？反正，我已經歷那麼多了。我曾是體貼忠誠的妻子，也曾是蕩婦。我曾是備受寵愛的女兒，現在卻孤獨地度過假期。我曾是充滿野心的高成就精英分子、一個滿懷抱負的作家，現在卻不斷地從這個毫無意義的工作跳到另一個毫無意義的工作，還沉淪在毒品裡，與一大堆男人上床。我是賓州煤礦礦工的孫女，轉行當銷售員的鋼鐵工人的女兒。雙親仳離後，我與姐姐、弟弟跟著母親搬進一棟住滿拖著油瓶的單親媽媽的公寓裡。少女時期，我曾以回歸自然型態，住在明尼蘇達州北部的森林裡；我的屋子沒有室內馬桶、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儘管如此，我依然成為高中啦啦隊員，還贏得「返校節女王」（homecoming queen）后冠。然後，進入大學，變成校園裡的左翼激進女性主義分子。
然而，當一個獨自在荒野中徒步橫跨一千一百英里（約一七七〇公里）的女人？這可不像我的風格。但在我的人生裡，反正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東西了。
赤腳站在加州那座山頭，我回想著當時做出這個可以說是毫無理智的決定：為了拯救自己而打算獨自在太平洋屋脊步道長途跋涉──那感覺已經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幾乎像是另一輩子的事。當時我相信，過去經歷的一切，都是為這趟旅程所作的準備，但事實上，那些經驗不曾、也做不到這一點。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所度過的每一天，我只能為隔天作好準備。有時，甚至連前一天的經驗也無法讓我作好準備，去面對接下來發生的事。
比如說，我的登山靴滾落懸崖，一去不復返。
對於登山靴的退場，我只感到幾分遺憾。這雙靴子，已經穿了六個星期了。它帶著我在沙漠和雪地跋涉前進，經過樹林、灌木、草地和各種不同形狀、大小、顏色的花朵，上山、下山，穿越田野、沼澤，以及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定義的一片片土地──我只能說：我曾造訪這裡、我曾途經這裡、我曾成功地穿越這裡。一路走來，幫著我辦到這一切的這雙靴子，卻也讓我的腳起了水泡、磨出傷痕；讓我的腳趾甲變黑，甚至有四個腳趾頭的趾甲就這樣脫落了，讓我感到一陣陣痛楚。就在我失去那雙靴子時，我與它的緣分已了，不再彼此需要了；儘管，我是真的愛它。那雙靴子已不僅僅是無生命的物件，它成了我的延伸，如同那個夏天我所背負的其他東西一樣：我的登山背包、帳棚、睡袋、濾水器、超輕型爐子，以及用來代替槍枝的橘色小口哨。這些是我真正熟悉、擁有、並且我確定可以倚賴的東西；我是靠著它們，才能完成這一切。
望向登山靴落下的地方，那片高聳樹頂隨著輕輕吹拂的暖風微微擺動。它們可以收留我的靴子，我心想。凝視著這片遼闊荒野一路延展到遠方，如此壯闊景色，是我選擇在此歇腳的主要原因。那是七月中旬，接近傍晚的時刻，不管從哪一個方向來看，我距離文明世界都非常、非常遙遠，要到達那個能夠讓我領出補給裝備箱的郵局，也還有好幾天的路程。我可能會碰到其他也在這條步道上徒步旅行的人，但機率微乎其微。我常常走了很多天，一個人也沒遇見過。無論如何，有沒有人作伴其實一點都不重要，這是我得獨自面對的課題。
低頭看著傷痕累累的光腳，以及那少數還剩下的腳趾甲。我的腳看起來非常蒼白，一直到腳踝上方幾吋那一條不同膚色的交界線，剛好位在平時穿的羊毛襪上緣。在那上方，我的小腿多毛、肌肉飽滿、被陽光曬得金黃，布滿泥土灰塵和繁如星斗的淤青與刮傷。我從莫哈維沙漠（Mojave Desert）出發，在到達俄勒岡州與華盛頓州邊界，伸手碰觸到橫跨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的那座橋之前，絕不放棄。那座橋有個宏偉霸氣的名字，叫做「眾神之橋」（The Bridge of the Gods）。
眺望北方，朝著那座橋所在的方向看去，它浮現在我的腦海，像是一座為我指路的燈塔。回頭望向南方，那是我曾走過的地方，教育了我、磨練了我的荒野大地。考慮著所有的可行選項，我很清楚，只有一個選擇，永遠只有一個選擇。
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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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一千一百哩太平洋屋脊步道尋回的人生》


 
     
出版時間︰2018.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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