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創新方向」／胡正明（美國國家創新獎得主，中研院院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講座教授）
二十年前我回台灣擔任台積電首任技術長，殿文來訪問我關於摩爾定律到達極限的質疑，我說摩爾定律至少再走二十年，2018年我們再見面時，我的答案已經變成了一百年。
我的立論很簡單，如果我們打開世界經濟總產值的成長圖，每年以十億美（Billion）元計算成長，就算一九九○年之後比較趨緩，但數兆美元的成長規模量還是很驚人，同樣我們看半導體成長的曲線，雖然自一九九五年每年的成長率不再以兩位數前進，但是每年增加的產值千億美元計，未來需求只會愈來愈大。
毫無疑問，這不但是一個產業，而且是一個很大的產業，就像飛機、鋼鐵、造船、汽車、建築一樣，半導體銷售值僅是世界總產值0.4%，仍遠低於汽車工業的3%。人類社會會使用更多智慧型產品，那麼半導體將繼續享有高於一般產業的成長率，足夠台灣人立足世界，領先世界，台積電就是最好的例子。
二十年前我回台灣時，韓國平均所得落後我們，ICT資訊產業和我們差不多大，沒想到二十年後，韓國人均所得竟然超越我們，而且半導體竟是我們的三倍！ ICT是台灣的五倍大！14%年成長率也比台灣9%高，顯然台灣產業政策顯然出了問題，這二十年來我一直擔心出現「雙輸」的局面，已然浮現。
所謂「雙輸」，就像為了抓過去台灣沒有的天上新興產業「小鳥」，無意中放掉了手上世界稀有的「大鳥」。政府的預算及宣導如皆不利ICT產業，想發展新的產業又落空，難怪經濟會原地踏步！台灣必需認清自己在全球產業位置和角色，我們不是G7工業國家，甚至連G20都排不進，必需利用有限的資源，一舉走上全球舞台。
台灣有引以為傲的機械業、工具業、半導體產業，卻沒有好好珍惜，反而嫌棄代工、嫌棄黑手。我認為，只要能創造附加價值，大量提供高薪工作機會的產業，就是好產業。曾經有媒體朋友向反映，大量的碩士博士到晶圓廠排班管機器，這不是人才浪費嗎？其實這就是市場機制，人才自己會選擇，有些人會去創業，有些人去上班，最後決定誰能創造較高的附加價值。
政府設立科學園區，立意美善，把土地水源電力基礎建設做好，讓各種新興企業進駐，努力公平發揮，但不應該由政府決定要創造或扶植什麼新產業，這是企業家的事，好吧，就拿佔有全球半導體製造七十％市場，台灣引以傲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吧，當初政府所謂的「扶植」，其實也不過是決定花費四百萬美元，買下一條美國無線電子公司（ＲＣＡ）一條準備報廢的四吋晶圓生產線，引進台灣。
要知道，當時「十大建設」中一條高速公路每一公里的平均造價就是一百萬美元，四百萬等於四公里，這就是政府當時在資金上所有的投資了。
但是四十年過去，反而靠著一批批接收ＲＣＡ工廠的科技人才，打造出在全球佔有重要地位的臺灣半導體及資通訊科技產業，這時，就值得政府持續重點的挹注政策資源，以強化在全球舞臺上的領先地位，台灣創造新產業的政策已經施行二十年了，但新產業不成氣候，既有優勢產業己經出現競爭力流失。
2016年我到白宮領取「國家創新和技術獎」，以及回台灣領取「潘文淵獎」，基金會介紹我的團隊研發的3D鰭式電晶體（FinFET）突破物理極限，堪稱半導體工業40年最重要的創新，其實我一直認為，一般外界談的創新，和我理解的創新其實不太相同。
一般總認為要採用前所未有的技術及方法，才稱得上是創新，但我認為只要能解決困難，突破過去沒有進展的問題，就是創新。
創新大多來自跨領域知識的學習，畢竟要解決別人不能解決的大問題，必須先要擁有專業精深的知識，同時也要學習專業的周邊知識，愈廣愈好，才能從從中得到啟發，所以，我認為創新人的才，是能夠「解決問題的人才」。
同理，創新的領導人就是能解決問題的領導人。目前台灣高科技面對的難題，缺水缺電缺土地就不說了，缺乏「人才」問題，有賴台灣領導人解決的方向和魄力。
政府很早就應該針對產業需求人才，進行調查盤點，要讓優勢產業有足夠人才繼續成長，藉此做為大專院校開設科系、決定招生名額以及課程規劃的依據，如此一來，才能透過教育體系，培養出真正符合產業需求的人力資源，要讓讓年輕人學有所用，而不是沮喪失望。
教育部科技部的資源，為優勢產業提供所需的人力，更要與經營市場能力強的優勢企業共同合作，才能在合理時間裡大量創造就業與經濟效益，對國家經濟提供有意義的改進。
科技預算分配，基本上決定了教授、學生、研究單位人才技術在不同產業領域的分配。學校要和產業結合，不是要和教育部結合，事實上我們的教育體制還是五十年前的體制，學研界產出的人才技術，與ICT、精密機械等產業界所需之間，因此出現大幅落差。
台灣大學的研發經費，來自企業界的比重約6.3%，雖然低於韓國(11.3%)，但比美(6.0%)、日(2.5%)、英、法等國更高。台灣主要優勢產業必須積極參與政府科技預算分配和使用，不能因為是政府的錢，而由學者主導：政府出資，產業出題，學研解題，才能營造永續成長環境。
科技預算分配合理化，支持主要產業。企業才是創造工作的單位，不是學校，像我觀察美國制定教育和科研的預算，是請大企業的CEO參加聽証會，而不是邀請學者，學者是沒有辦法引導產業成長。
更進一步來說，大學研究經費使用也需要改革，特別是台灣的研究題目，以期刊發表為主要目標，未與產業協調，相當可惜，反觀我們主要的對手韓國，就不鼓勵理工科學生比較期刊引用次数，像DRAM（動態隨機記體）研究文章發表在期刊和參與會議交流的比例是6:4，較台灣的9:1更加務實。
產學合作，能使大學研究和教學更深入、有意義。我無法想像如果Stanford 、Berkeley 與產業脫節，還會像現今這樣受到全球學界和企業推崇嗎？誠如上述最好的循環模式，是由產官聯盟出題、學研界解題，營造國內合作，積蓄國際競爭的經濟動能。
我再以自己服務的柏克萊為例，由於數位時代來臨，工作機會增多，學校配合學生需求積極開設資訊課程，從2005年到2009年間，修課的學生從每學期3,000人課增加至一萬人課，學生來自各種背景，不限理工科系學生，像這樣的成果不是來自政府政策或政府經費的挹注，而是系上老師知道學生的需求，也符合了產業的需求。
從產業環境來觀察，台灣的社會文化及產業環境，遠比大多數國家（含日韓）更適合科技創業，未來領導人也必需引進國際頂尖創投公司的專長能力，填補台灣創業生態的缺口，在大國如美國和小國如以色列，新創企業是經濟和就業的重要動力，台灣領導人必需能夠有效利用這個競爭優勢。
最後，當然是要釋放與大陸及日本地理文化關係的優勢。不管是市場還是技術，台灣和日本大陸都有深厚的關係，全球產業在競爭，台灣可以多借重文化上的優勢，一起成長。
其實以上觀點，我都曾在不同場合和歷任國家領導人建言，二十年過去了，我希望台灣能儘快回到對的方向，物聯網代和人工智慧時代來臨，中美貿易形成壁壘，殿文利用我來新竹講學時，多次交換台灣科技產業何去何從的意見，經濟的背後，就是國家科技的發展策略，這也是殿文長期關心的主題，也是他和我分享的寫作本書的初衷。產業、政策和教育方向，都需要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也預祝本書大賣，更多的人一起來關心和討論台灣科技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