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一檢視攤在桌前的照片。它們分成三組,每一組都是標準的鑑識照片,都有全景、中景、和特寫的取鏡。在標示為「丹尼,九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組照片裡,全景照攝於內布拉斯加州寧靜的郊野,景致看似一片田園風光。但是這片景觀只是充當背景,真正的焦點是藏在裡頭的那一小具屍體,被局部覆蓋在一條土路旁的長草叢底下。中景照更令人不安,照片裡是死亡的男性被害者─可能是一名孩童或是少年,身體以一種不自然的下腰方式向後折,手腕和足踝都被繩索綁住,除了一條海軍藍的內褲之外,全身赤裸。特寫照則聚焦在男孩殘破的身軀上:胸骨被亂刀捅得四分五裂,後頸被一道很深的傷口劃穿,泥巴和乾掉的血漬讓頭髮纏結成團。蒼蠅四處飛舞。
當我把這些照片放回桌上,拾起另一疊被標為「克里斯多佛,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照片時,瞬間被一股似曾相識的感覺淹沒。這疊照片雖然是昨天才拍攝,卻顯示出某種模式的延續。照片裡是第二位男性被害者,年紀和外觀與第一位被害者沒有太大差別,跟「丹尼,九月二十一日」的屍體一樣,也是在內布拉斯加州郊野處同樣偏僻的地帶被發現。兩者之間的相似處多到驚人,只是在這組照片裡,季節已經是秋去冬來,所以細看這些中景照的時候,我看見男孩蒼白的皮膚已經覆了一層薄雪,厚度剛好蓋過他的傷口與臉部五官,使他看起來猶如一具櫥窗裡的人體模型。但從特寫照裡看得出來,被害者的頭部和下腹部有大灘凝結的血跡。兩張驗屍解剖照更是觸目驚心,照片裡光線明亮,焦點完全擺在那具被攤在檢驗台上、身軀瘦小的屍體。第一張照片顯示出一道很深的切口,曾有一把刀子切進受害者的後頸,再逆時針扭轉,拉出好幾英寸長的傷口,從右耳一路劃到下巴底下。第二張照片則聚焦在那沿著被害者的腹部和胸口所砍出來的七道刀傷。很難分辨這些傷口是隨機砍的,還是想傳達出某種意義。
那是十二月的早上,我猛地吸口氣,將思緒集中。那時是一九八○年代初,我站在五位探員旁邊,就在維吉尼亞州匡提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的中心位置,號稱是「防空洞」的大型地下會議室裡。牆上沒有照片、屋裡沒有電話、也沒有任何可以讓你分心的東西。唯一的窗戶是一小扇方方正正的嵌絲玻璃窗,面向無人的辦公室和空蕩蕩的大廳。這裡是匡提科的場地,鮮少人知,隸屬聯邦調查局的行為科學組(BSU)。這樣的遺世獨立就像在提醒我們,這份工作具有多大的爭議衝擊性。我們追捕的是連環殺手;我們的工作是研究他們,瞭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並找到方法盡快逮到他們。我們會透過一種叫做「犯罪剖繪」的新穎技術來展開追捕─然而在當時,局裡上上下下的同事都對這套技術抱持著輕重不等的懷疑或輕蔑態度。不過,自家人如何批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而我們下定決心要證明這套方法真的有效。
那個冬日早晨,我們之所以全員到齊,正是為了進行犯罪剖繪。特別探員羅伯.芮斯勒當時正在內布拉斯加州以外的地方處理一樁緊急案件,因此前一天晚上,他先把一份簡報傳真給我們BSU團隊裡的每一個人,然後預訂好這間會議室,等日出之前我們全員一到齊,就可以直接開會。我們正在等芮斯勒現身,並在此同時翻閱攤在眼前大會議桌上的各式文件,有案卷、驗屍報告、證人的證詞、畫師的素描圖、嫌犯名單、以及被我握在手上的一堆鑑識照片。整個陣仗令人心驚膽跳也印象深刻。
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因為,雖然我成為BSU的一員已經有好幾個月了,而且還接下領導職務,負責開發犯罪剖繪的主要研究方法,但這些探員還是始終跟我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對待我。當初我是以被害者研究和性暴力犯罪的專家身份被延攬進來,我知道探員們雖然都很敬重我在這方面的專業,但還是認定我是外來者、一個外卡參賽者、一個萬一有緊急事故或許可以破窗救援的一號人物。我或許是個專家,但我畢竟不是探員。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晨會這麼重要的原因。它是我被要求正式參與的第一個現行案件。所以這是考試,是在測試我有沒有辦法以這個核心圈子裡一員的身份跟他們一起合作。對我來說,考試已經開始。
其中也還攙雜了其他因素。除了這是我第一次以團隊成員身份參與現行案件之外,我還得面對的事實是:我是BSU裡唯一的女性,也是這個男性主導的匡提科廳堂裡極少數的女性之一。我感覺得到我正在被仔細打量。如果我說我不會因這個位子所帶給我的壓力而偶爾受挫,那是騙人的。我只是想要有個機會來證明我自己。在這個世上最封閉的機關之一,我已經見過它的幕後作業,而現在我準備好要在這裡做出一番成績。
因此我主動關掉在我四周嗡嗡作響的各種懸念,集中思緒,重新專注在每一組鑑識照片上。我知道每組照片都有它看不到的細節和隱匿的線索,可用來作出結論甚或破案。答案就在那裡,我只需要找到它們。
「嘿,安,你還好吧?」
這聲音嚇了我一跳。我放下照片,只留一張在手上,轉身去看是誰在問候我。約翰.道格拉斯探員正在等我答腔。
「很好啊,」我說道。「但是不管這傢伙是誰,他都開始變得更有自信了。你看這些傷口。」我把第二位被害者的胸部特寫照遞給道格拉斯。「傷口不再是手忙腳亂地捅出來的,他變得越來越從容不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