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幫你嗎？〉
大學時代的第一段性關係結束之後，我茫然失序。我搬到倫敦，接受成為記者的訓練。我會在演講結束後走向戶外的雪中，或呆坐在巴士上，一直到車子開過我要下的站好一段。分手前一年，男友做了一對軀體交纏扭轉的情侶蠟雕送給我。蠟雕是暫時性的作品，他說，是要拿去窯中燒掉的。他說：如果我們結婚，婚後滿一週年他要把蠟雕灌成銅模──就在性愛既潔淨又有價值的時候。一年過後，我把蠟雕裝在塑膠袋裡還給了他。我住在一間臥室牆上有蟎的窄小公寓裡。花園長了叢繞著報廢汽車生長的黑莓灌木，在十二月乾晴的下午，狐狸會去那裡曬太陽。那是一間沒有客廳的公寓，我的生活感覺彷彿徹底崩垮、摺疊進臥室的四面牆中間。
我埋首工作。現在回想起來，我在那個時期的自己看見了一些伊芙的影子──跑到世界的盡頭去聽別人的故事。有段時間，我在工作上來者不拒，照單全收。我去了阿富汗，五年間去了四次。我還記得第一次去的前一週、上那堂「艱困情境課」的時候。我們遭遇模擬恐怖攻擊，我在暗中摸進一個地下室，周圍被槍聲圍繞，我得找到扮演受傷記者跟平民的演員，滿手都是假血。我學會了如何處置抽動的胸腔傷口，和用三件外套製造簡易擔架。下課的晚上，大家在酒吧用笑聲消化掉這一切，但我真的被震撼了。有個聲音在問我：「你為什麼要做這個？」我希望有人發現，然後問我好不好。
分手後的那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間新聞公司值班，去法庭見證別人的人生分崩離析，徹夜開車前往火車事故現場。由於工作是輪班制，我發現手頭上有不少時間。我會在早午間看電視，中場廣告是助聽器跟地中海遊輪之旅，然後錯過晚上外出的機會，因為要去辦公室。我的輪休跟別人對不上，我得找事做打發時間，所以我有不少思考的餘裕。有天早上，我在地方報紙上看見撒馬利亞人協會的廣告。他們在徵求志工，尤其是可以在日間或深夜幫忙的人──那可是寂靜跟孤寂最張牙舞爪的時候。有一天早上舉辦說明會，我就去了。
回顧那段日子時，我想到伊芙的箴言：你應該「給予別人你最需要的東西」。在那些狹隘又孤獨的日子裡，我需要被同情。重讀那個冬天寄給前男友的電郵讓我瑟縮成一團，憤怒在頁面上慢慢燒起來。我需要幫助，去面對無法控制現狀的深刻哀傷。無法得到足夠的愛，或無法聽取他的解釋，信一封一封地寄出去，但我從未得到我需要收到的慰藉。
回想起來，在我恢復單身的第一年，撒馬利亞人協會讓我能夠給予別人我最為需要的東西：同情、時間跟注意。在撒馬利亞人協會，我生平第一次學到真正的溝通長什麼樣子，如何傾聽，如何被聽見。
作為新進志工，我們被教導服務的目的是去傾聽他人，不帶評價也不給建議。我記得在受訓的第一天，我們和一個裝扮成洗衣機的男人進行了一場練習。練習的概念是，他扮演來電的人，讓我們體驗當撒馬利亞人的感受。我們圍成一圈輪流。隨著狀況逐漸明朗，他的問題是他的洗衣機壞了，我們這些新手則要想辦法找到解決之道：「你想過要打給水電工嗎？」或「你能不能去附近的洗衣店？」但這些解決問題的提議於事無補，只讓他往厚紙板機殼的內部越縮越深。
較有經驗的撒馬利亞人協會志工對他提問：他是怎麼因應的，或沒有洗衣機，最難受的事情是什麼，唯有此時他才漸漸從機殼中浮現出來。接著，我們就聽見了一段長期遭受孤立的生命故事，關於失去和對自己的憎惡，因為連這麼簡單的事情也處理不好。他講起自殘跟飄忽的自殺念頭。我從來沒聽過這樣的對話──世界好像正在掀開。然後呢，終於，才是如何跟別人對話的守則。面對接下來的星期，我們獲取了傾聽他人的技能裝備。那些裝備讓我們懂得去呼應或簡述別人講的話，求取更多資訊或解釋，或純粹提供鼓勵的聲音。重點是當個人，說自己聽起來覺得自然的話，讓談天歸談天。然而，這跟多數的會話──或應該說我的會話──的發展模式都不一樣。我們被鼓勵去伴隨他們進入即將鋪陳開來的沉默，而非將他們拖進自己熟悉的範圍，或告訴他們「振作點」。
我記得那些坐著的深夜，聽著人們對我訴說他們的不可告人之事，因為他們怕被送進精神病院，或怕沒被聽見。我不被期望去提供意見或答案，這點我滿喜歡的。很多時候，我們就只是坐著不說話。但是呢，撒馬利亞人協會開宗明義告訴會員，我們不能透露電話內容，所以我不能寫出自己接過的電話，或其他志工跟我轉述過的談話。我再度繞著沉默打轉，好像在做研究時嘗試跟選擇性緘默症的患者對話一樣，他們只會用電郵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