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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基本收入對工作與勞動的意義(節錄)

「很顯然地,任何提供收入的計畫,只要與工作不相關,都會降低某種程度的工作的意願。」──麥可.透納,卡托研究所,二○一五年

真的那麼「顯然」嗎?每每談到工作或寫到工作相關的內容,很多評論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會失去了他們的常識。雖然自古以來,每個年代都會很武斷地區分什麼是工作、什麼又算不上工作,但我們這個年代對工作的定義最乖張失當。

只有在二十世紀,多數非支薪勞動才不被視為工作。到目前為止,勞動相關的統計還是堅持這個滑稽的作法,在市場上,唯有為了酬勞而勞動才叫「工作」。一個世紀以前,庇古(Pigou)曾說一段名言,他指出,如果他聘請一位女管家,國民所得就會上升,經濟成長也會加速,就業人口將增加,失業人口將相對減少。如果他接下來和那位女管家結婚,而她繼續從事與婚前完全相同的活動,國民所得和經濟成長卻會降低,就業人口將會減少,失業人口則相對增加,這實在非常荒謬(而且明顯帶有性別歧視)。

這樣的荒唐觀念到今天還是沒有改變。一個母親或父親照顧自己子女時所做的事,和一個受雇照料他人子女的支薪保母所做的「工作」其實一樣多(說不定前者的「生產力」更高)。而隨著我們的經濟體系愈來愈「零工化」(‘gig’economy),還有其他更多活動因支付酬勞與否而遭到差別對待。舉個例子,狗主人可以利用BorrowMyDoggy之類的應用程式,聘請某人來幫忙遛狗,或是把狗交給狗保母照料。基於統計的目的,這個原本純屬消遣性質的活動──遛狗(幫別人遛狗)──成了一種「工作」。這使得國民所得與就業人口增加,也讓政府很開心。但如果你遛自家的狗(或照顧自己的子女),卻反而是在傷害經濟!

在此同時,還有其他非常多實實在在但未支薪的工作,這類工作還在不斷增加。以英國來說(其他國家也很類似),根據估計,無償經濟體系(照顧孩童和老人、家務勞動、社區志工等等)的價值遠超過貨幣經濟體系規模的一半。

但就算是這些估計值,都沒有計入每個人處理政府往來事務(申報所得稅鮮少會被視為「休閒」[leisure]吧?)、身為消費者(自助結帳)時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謂「為取得勞動職缺而做的工作」(work-for-labour,譯注:例如接受性向測驗與能力檢定等)、與現職有關但無薪的工作(這類工作的範圍隨著「永遠上線」的文化而擴大),或求職期間必須做的工作。殆危階級尤其必須做很多不被視為「工作」的工作(在他們眼中是工作)或不被給予酬勞,例如尋找就業機會、應付複雜又曠日廢時的漫長招募流程、等待派遣工作機會、為申請某種貧困津貼而排隊或填寫各種表格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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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本收入能改善貧窮、貧富不均與不安全感問題(節錄)

 

「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本人及家人之健康與福祉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 衣著、住宅、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因失業、疾病、傷殘、鰥寡、衰老或其他無法控制的情況而喪失謀生能力時,亦有權享受保障。」─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四條

 

支持基本收入最常見的主張是:基本收入是改善貧窮的最有效方法。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最直接與最透明的方法,且行政成本相對較低。另一個主張和上述說法有關,但不全然相同:基本收入是一種提供基本經濟安全感的好方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今日這種市場導向的全球資本主義環境下,經濟上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造成不安全感的主要導因,而且,不確定性和風險不同,無法以傳統形式的保險來因應。

 

但首先我們也必須體認到,一個設計不良或未能徹底落實的基本收入制度,有可能導致人民的經濟狀況變得比在現有社會保障計畫下更糟。不過,這絕對不是基本收入的固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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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維持每個人的真正自由

 

▌時間:5/3(四)晚間20:00~21:30
▌地點:信義誠品三樓演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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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從基本收入出發,反思個人工作與生活的意義,以及如何讓社會邁向擁有實質正義、自由與安全感的未來

     臉譜4月_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_立體書封(0320_修白邊)     

      


出版時間︰
2018.04.10
作者︰
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
定 價︰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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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會利用本書,希望能夠說服你相信三個重要的事實。


1.機會具有的力量

首先,光是思考人類的動機,其實不足以理解犯罪。你可能也發現了上述兩種關於犯罪的主要描述,都不脫這種嘗試。「英雄與壞人」觀點就只想要靠著加重刑罰,以威懾制止潛在的可能犯罪者。

而「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則想要藉著改善大多數弱勢者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例如提供工作或是更多福利就能消除他們違法的動機。如果能夠理解到底是什麼在驅使我們行動,這當然很重要,而且很令人心動。不過在現實世界中的我們,通常就是直接受到身邊環境的影響。二○一一年倫敦發生暴動的時候,我住在倫敦東區一個靠近沙德韋爾(Shadwell)的地方。沙德韋爾是整個城市裡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它安靜的座落在城市邊緣,有許多中層的建築物散立於各處,其中的居民就是這次二○一一年倫敦暴動中的核心年輕族群。但是這裡沒有暴動。並不是所有貧窮、憤怒的年輕人都會發起暴動。幾乎所有受創嚴重的地區都有一些很有吸引力的商業區,這讓我在暴動當晚感到十分惱火,因為沙德韋爾幾乎完全沒有這些。或許是有些沙德韋爾人跑到別的地方去製造了事端,不過大部分沙德韋爾人並沒有額外去做這些,或說他們甚至不曾參與其中。

這就是我所謂機會的力量。我們一定都有一個所謂的臨界點,過了這個臨界點之後,我們就無法阻止自己做出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也就是說,我們所面臨的誘惑和挑釁,通常也和我們天生對守法的渴望一樣重要。其實,幾乎所有人都很容易墮落,我們尤其可以從倫敦暴動中看到很多這類的例子,在當時,一般正常守法的公民也跟著幫派分子一起搶劫,還有更令人煩惱的,是在歷史中某些醜陋的時刻,甚至還可能所有人聯手大屠殺。不過,比較正面的來看,即使是最反社會性格的人,也可能因為他們碰到的環境而完全被壓抑下去。單獨一人住在沙漠裡的殺人魔,不可能會犯下連續殺人案,就像是沒有車的鄉下盜賊,犯案次數一定比同樣住在城市裡的盜賊少。如果犯案的機會看起來很不顯著、或是很不吸引人,這極可能影響重大,上文的機車安全帽便是如此。

考慮機會的力量同時透露出另一種可能性,那也是我們很少考慮的。我們知道貧窮不一定會增加人們偷竊的動機(並因此導致犯罪),反而可能會因為值得偷的高價物品比較少,造成比較低的犯罪率。所以我們也可以試著想想看:如果把兒童留在學校裡會減少他們觸法的機會,或許不只是因為他們受了教育之後有比較好的工作前景,也可能是因為他們不受監督的時間減少了,比較難惹出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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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真實

佩特.梅休(Pat Mayhew)和她長期以來的合作夥伴羅恩.克拉克(Ron Clarke)把人生都投注在犯罪研究上。由於對犯罪方面的貢獻,他們在二○一五年獲頒斯德哥爾摩獎(Stockholm Prize)的犯罪學獎。當時我與佩特.梅休隔著一張桌子對坐,我問她如何與羅恩.克拉克一起發現了德國機車竊案的數量驟減。這問題有一部分就是在問她到底關注些什麼。她說:「我們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最常談論的,就是入室竊盜的案件和車輛的犯罪……因為車輛犯罪案件備受矚目,以至於我們必須隨時關注車輛犯罪的狀況。」

但是,有這項發現也是因為她一直相信統計的力量(更甚基於印象而作的推測)。梅休在英國內政部服務的三十年期間,花費了大部分精力在改善和監測犯罪模式,好讓英國和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能對犯罪行為有更深入的理解。她在一九八一年與麥克.霍夫(Mike Hough,現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犯罪學教授)一起進行英國犯罪調查,該次調查引進了一個計算英國犯罪趨勢的新方式,不再根據警方所蒐集的數據(警方的數據有很大的程度取決於人民是否願意報案),而是出自一群數量龐大、經過仔細採樣的英國人口,由這群人回報意見(不對外公開)。在那前後,她也一直在整理犯罪資料,並定期檢討,上述資料除了英國之外,也包括全世界的。比如她便完成了對德國機車竊盜案的資料匯編。

她說:「我們與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Bundeskriminalamt)一個叫作埃德溫.庫別(Edwin Kube)的人聯絡上,我們發現德國人(不愧是德國人)手上有非常非常好的犯罪數據。」這對於梅休和其他參與共同研究的人來說至關重要,因為許多國家並沒有區分機車、汽車或是腳踏車的竊盜案數據。而且這個細部資料也顯示出,德國的機車竊盜案減少,跟德國整體犯罪趨勢不合。從一九八○年開始,有六年期間機車竊盜案掉了三分之二,不過汽車竊盜案的數量大致還是一樣的,甚至還略為上升,從一九八○年的六萬四千件,增加為一九八三年的八萬兩千件,而在一九八六年又跌回七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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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狙擊手,成功不僅僅取決於準確率。狙擊手通常要在無人之地或是敵方陣線內活動,這意味著要尋找或創建合適的躲藏地點,並進行全身偽裝,以免行動、呼吸、吸菸時和槍枝裝備中發出的閃光為人所見。就像大部分成功的暴力一樣,狙擊手殺死的是暫時無力抵抗或極其明顯的目標,通常是軍官、炮兵或機關槍手。

由於他們的攻擊出其不意,因此也最令人恐懼和憎恨。一旦被抓獲,他們幾乎一定會被當場處決,儘管這違反了戰爭規則,但狙擊本身也被認為違反了戰爭精神。相反的,炮兵部隊儘管製造最多傷亡,卻不被認為有違反戰爭精神之處。

就連戰友們往往也不喜歡狙擊手,或者至少是與他們相處時不太自在。一戰中,一名英軍狙擊手軍官注意到,炮兵部隊不願與狙擊手混在一起,「因為有些東西讓他們跟普通人不一樣,也讓士兵感到不舒服」。二戰中的士兵有時候會嘲笑他們。越戰的美軍狙擊手曾面臨這樣的評論:「殺人公司來了。」二十世紀晚期的高科技狙擊手依然面臨這種態度,一九八○年代末期的英軍狙擊手小分隊被稱為「麻瘋病人」。這種不合一部分來自於狙擊手的與眾不同,以及他們享受的特權。

一般情況下他們都不需要完成日常任務,也不容易疲憊。他們擁有不同尋常的自由,能夠自己選擇時間和地點隨意行動;他們通常會穿著特殊的制服,為了達到最佳偽裝效果而顯得更加古怪。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情感上拒人於千里之外,通常不善社交,比其他士兵更內向。此外,他們能夠冷靜的執行自己的任務,這也讓他們獲得「冷血殺手」的名聲。
並非只有士兵才對狙擊手態度冷淡和抱有敵意。

在世界大戰中,古板的軍官一開始並不認為有必要設置狙擊手,直到後來才不太情願的設立了這項編制。軍官也認為狙擊手不屬於正常的策略,違背了戰鬥精神:士兵試圖奪取敵人生命的時候,自己至少也應當面臨一定程度的危險。事實上,狙擊手的傷亡率也很高,但這種在極度隱蔽的地方開槍,避免與同樣危險的敵人正面對抗的衝突模式,讓人感到有違軍人的榮耀。因此,狙擊手的訓練與武器供應在戰爭開始時會倉促建立,但戰爭結束時也會迅速停止,這並不令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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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從常態到殘暴,以微觀角度探索個人、家庭和社會中超過30種暴力的形成和真相
暴力-立體300  

出版時間︰2018.04.03
作者︰
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定 價︰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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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解的犯罪學──顛覆你的想像

 


▌時間:5/22(二)晚間20:00~21:30

▌地點:敦南誠品二樓藝術書區

 

講者:賴擁連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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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的示威遊行中發生的暴力,同樣具有恐慌進攻的特點,這對示威者和被派來控制局勢的警方或軍方而言都是如此。示威遊行通常會聚集起大量人群。但當暴力爆發時,絕大部分情況下傷害並不是在兩大群人正面衝突的時候發生。就像勢均力敵的軍隊一樣,示威者及其反對者通常會陷入僵持,彼此挑釁(在現代情境中則由警察來控制人群,挑釁通常只發生在一邊),隨後當局便會介入來維持秩序。

抗議者與控制人群的警察力量都十分類似密集方陣時代的軍隊,他們之間的衝突一旦爆發,也很像大部分方陣戰鬥中常見的推擠角力。因此,在某些照片中,我們會看到抗議者和鎮壓者都保持密集陣形,彼此推撞。在這種時候,警察會用警棍隨機敲打衝進警方防線的抗議者(也許那些人是被推進去的,甚至是不小心跌倒才與警方衝撞的)。這就像方陣衝撞的一種版本,往往不會產生什麼傷害;基於同樣原因,只要大家都保持陣形,也不太容易引發嚴重的打鬥。

這種衝突發生的一個原因是,警察將示威者趕進封閉的區域,例如切斷一個路口或廣場的出口。這會迫使示威者擠成一團,而且警察還會用警棍毆打周圍試圖逃離的人。倫敦的勞動節示威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二○○一年五月二日的《每日郵報》和《泰晤士報》上刊登的照片呈現了這樣的場景)。大部分示威者看起來都驚慌不已、擠成一團,少數幾人試圖對警察防線祭出拳腳,警察則回以警棍。媒體並沒有將警察的行為描繪為一種暴行。

這種群體暴力儘管對那些挨揍的人來說可能刻骨銘心的疼痛,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是一次很不愉快乃至恐怖的經歷,但在記者和觀察者眼裡卻並不算很特別的事件,通常也不會得到太多公眾關注。這部分是因為只要雙方群體都老老實實的待在自己的地盤裡,恐慌進攻就不會發生,不過這種情境並不適合由情緒迸發而導致的那種醜陋的暴力。

另外一種相對比較少見卻能夠造成驚人傷亡的情況,則是全副武裝的權威機構向相對力量薄弱的群眾開槍或使用其他武器。這方面一個著名的歷史事例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革命中的聖彼得堡,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舉行大規模示威,反對俄國重新參與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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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解的犯罪學:從全球數據庫看犯罪心理及行為的十一個常見偏誤

     立體書封   

      


出版時間︰
2018.04.03
作者︰
湯姆‧蓋許(Tom Gash)
定 價︰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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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從常態到殘暴,以微觀角度探索個人、家庭和社會中超過30種暴力的形成和真相
暴力-立體300  

出版時間︰2018.04.03
作者︰
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定 價︰850元

「有史以來書寫暴力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現場影片×照片×訪談×文獻紀錄,近距離觀察逾30種類型的暴力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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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統計學家說說統計學上有趣的矛盾結果,他們通常會提到辛普森悖論(Simpson’s paradox)〔原注:辛普森悖論是皮爾森(Karl Pearson)和尤爾(Udny Yule)提出的,因此也正說明了史蒂格勒的命名定律(Stigler’s law of eponymy):沒有一個科學發現是以原發現者的名字來命名。這個命名定律則是莫頓(Robert Merton)提出的只要數據當中由交絡變數造成的明顯趨勢,可以藉由數據的自然分組來消除或是翻轉,就會產生「辛普森悖論」。有很多例子,我們就從最通俗的開始看起。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在1973年收到了一萬兩千七百六十三件研究所申請,而在該學年的申請入學過程中,男生的錄取率為44%,女生的錄取率只有35%。校方擔心被指控性別歧視,要幾位教員仔細檢查數據。〔原注:這段故事的標準版本則稱該校當時被指控歧視,但沒有人說是誰提出控告或是後來結果如何。《華爾街日報》曾採訪一位參與過最初調查的統計學家,這篇訪問顯示訴訟未曾發生。光是擔心被提告,就足以展開調查了。不過,吃上官司的故事流傳已久,大家普遍認為確有其事。〕

 

研究所申請入學與大學部不同,是由各學院獨立作業,最初的調查產生一個自相矛盾的結論:在柏克萊的一百零一個獨立研究系所當中,只有四個系所顯現出具統計顯著性的歧視女性,但同時有六個系所則顯現是歧視「男性」,而且還足以抵消那四個系所產生的女生人數差額。

 

明明個別系所普遍沒有性別歧視,怎麼會整體看來變成有歧視女性?原來是男女生申請各學院的比例不同造成的。例如英語系的申請入學者有三分之二是女生,而機械工程系的申請者只有2%是女生。此外,有些研究所比其他系所篩選得更嚴格。

 

這兩個因素解釋了大家察覺到的性別歧視。女生申請的學院多半有很多符合資格的申請者,經費卻很少,而男生申請的學院申請人數較少,但研究經費過剩。這種偏差不在於柏克萊,因為各系所普遍是公平的,問題出在更源頭的教育過程:女性被送進研究所入學機會較少的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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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用了多變量迴歸去建立某個結果的模型——譬如給定某人的體重、膽固醇等等,然後去推測那個人心臟病發作的機率——就會禁不住想要單獨解釋每一個變數。比方說,你可能會調查幾千人,問他們有沒有出現過心臟病發作並進行徹底的健檢,然後建立模型。接著,你根據這個模型來提供健康指示:你會說,減個幾公斤,一定要把膽固醇降到這個範圍內,遵照這些指示,你心臟病發作的風險就會降低30%!

 

只不過,你的模型可沒這麼說。這個模型說的是,膽固醇和體重落在該範圍的人心臟病發作的風險比一般人少30%;它「並不是」說,如果讓過重的人減肥和按時運動,那個人心臟病發作的機率就會降低。你並沒有蒐集這方面的數據!你沒有干預及改變志願者的體重與膽固醇濃度,看看會產生什麼變化。

 

這當中可能會混雜一個交絡變數。也許肥胖與高膽固醇只是另外某個因素的症狀,那個因素也是造成心臟病發作的原因;運動和史他汀類藥物雖然有可能解除這些症狀,但沒解除心臟病的問題。迴歸模型說,膽固醇較低的人,心臟病發作的風險較小,但這是相關性,不是因果關係。

 

這個問題有個實例,發生在2010年所做的一項試驗中,該試驗是在檢驗omega-3脂肪酸能不能降低發生心臟病的風險;omega-3脂肪酸發現於魚油中,常以營養補給品的名義販賣。過去有幾項觀測研究和一些實驗數據,支持omega-3脂肪酸能降低發生心臟病風險的說法。脂肪酸具有抗發炎的特性,可降低血液中三酸甘油酯的濃度——我們已經知道這兩個特性與降低心臟病風險有關。因此該試驗的結論是,omega-3脂肪酸應該能降低發生心臟病的風險。

 

但證據是來自觀測的。該研究提到,三酸甘油酯濃度較低的患者,心臟方面的問題較少,因而錯誤推斷出魚油應該可以預防心臟方面的問題。然而,2013年發表了一項大型隨機化對照試驗,研究人員分別給兩組病人魚油和安慰劑(橄欖油),然後追蹤了五年。結果,並沒有證據顯示魚油有較好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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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選西瓜常用的方法是敲敲看,然後挑選聲音特別響亮的,這種聲音顯然產生自恰到好處的西瓜果肉特質。有了適當的量測工具,應該就有可能運用統計數字找到一個演算法,讓我們能夠從敲出的聲音預測任何一顆西瓜的成熟度。

我對這個問題格外感興趣,因為我曾經很想一探究竟,架了電路把一個很炫的加速器接在我的電腦上,好讓我能夠記錄西瓜的聲響。不過我只試了八顆西瓜——數據少得根本不足以做出準確的瓜熟預測系統。因此當我偶然看到一篇聲稱能準確預測西瓜成熟度的論文時,可以想見我多麼興奮:那篇論文中的聲音量測結果,能夠預測出99.9%的成熟度變化。

但我們來思考一下。在這項研究中,專家小組試吃了四十三顆西瓜,然後用成熟度15分為西瓜評分。他們用迴歸來預測各種不同聲音量測值的成熟度評分。迴歸方程式的準確度怎麼會這麼高?假如讓專家小組重新評分一次,可能也不會與「他們自己原先的評分」99.9%相符。主觀的評鑑不會那麼始終如一。無論多麼高明的程序,都不可能預測得這麼準確。

應該是有什麼地方弄錯了。我們仔細評斷一下他們所用的方法。

他們讓每顆西瓜以11,000赫的頻率振動,然後測量每個頻率下的相移(phase shift,基本上就是振動在西瓜裡傳遞所花的時間)。受測試的頻率有一千六百種,所以迴歸模型中有一千六百個變數,每一個變數與成熟度的關係都必須估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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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敗的數據學》從統計數字中看見真相的12堂思考訓練,不被造假及濫用的數字唬弄!

不敗的數據學-立體書封300    
      


出版時間︰
2018.03.15
作者︰
艾力克斯‧萊因哈特 (Alex Reinhart)
定 價︰380元

★★從謊言到武器,用統計的語言來思考,在複雜的資料中找出秩序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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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欺騙的演化邏輯

 

我們心智深處似乎有個突兀的矛盾:我們會尋找資訊,然後去毀掉這些資訊。一方面來說,我們的感官已經演化到讓我們能精細、準確地見到外在的世界:我們能看到彩色、立體的世界,能看到動態、質感、非隨機的秩序、潛藏的模式,還有許多其他的特點,聽覺和嗅覺方面也一樣。綜合起來,我們的感官系統能讓我們精細、準確地見到事實,假如知道外在世界的真實情況能讓我們更善於遊走其中,那麼感官系統正如所期,能呈現出事實的樣貌。但是,當這些資訊到達我們的大腦,往往會遭到曲解,以迎合我們帶有偏見的意識。我們會對自己否認事實;自己真真實實的特徵,我們反而會投射到他人身上,然後再加以攻擊!我們會壓抑痛苦的記憶、會捏造假的記憶、會合理化不道德的行為、會不斷做出增進自我好感的事,還會展現出一堆捍衛自尊的機制。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一定會覺得,這些偏誤會傷害我們的生理狀態。為什麼要貶抑事實、摧毀事實?為什麼取得資訊後要操縱竄改,有意識地塑造假象?自然選擇機制為何一邊讓我們有感知器官的優勢,卻又一邊讓我們有系統地扭曲所得的資訊?簡言之:我們為什麼要自我欺騙?


 

◎欺騙者與被欺騙者之間的共同演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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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頂尖實驗室CERN上粒子物理課:現場直擊•彩色圖解,科學家教你看懂未來科研及太空探索的新物理

     臉譜2月_粒子物理課_立體書封(0125)  

      


出版時間︰
2018.02.05
作者︰
寶琳‧甘儂(Pauline Gagnon)
定 價︰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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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昧者》為什麼我們會自我欺騙?從演化邏輯和心理學透視人類欺騙的科學
0123-愚昧者-立體w200  
      

出版時間︰2018.02.01
作者︰
羅伯特‧崔弗斯Robert Trivers
定 價︰480元

★★人生當中許多謊言,只會留在你和騙你的人之間★★

為何要自我欺騙?為何要欺騙他人?
大腦的一半能不能對另一半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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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有一度,孟加拉灣是全球歷史的中心。它在二十世紀後半遭到遺忘,被不同國家的國界切割成好幾塊,大家共有的過去被劃分成不同國家各自的歷史。戰後的學術知識架構所定義的「地區」(region),也就是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裡的「區域」(area),嚴密地把「南亞」和「東南亞」區隔開來:分隔兩者的那條線,剛好劃過孟加拉灣的中間。孟加拉灣整體區域的興衰,幾乎未曾被完整訴說。它見證了人類現代歷史中最大規模的遷徙之一,也發生過不容忽略的環境變遷,對今天的局面亦有重大影響,說不定還是了解亞洲未來的關鍵。

數世紀來,軍隊和經商者、奴隸和工人行經孟加拉灣。它堪稱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海上公路,藉由掌握這裡定期轉向的季風而航行於這片海灣。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國和武裝的特許公司將勢力伸向亞洲水域之際,孟加拉灣成了他們互相競爭以及與亞洲對手競逐的重要場域。取得先機的葡萄牙人在十七世紀被日益壯大的荷蘭和英國勢力趕了回去。

一進入十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司都在孟加拉灣沿岸各海岸線攻下據點。他們的灘頭堡(稱為「商館」﹝factory﹞)離海岸很近,而且與當地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到了一八○○年,英國的勢力成為最早支配孟加拉灣的霸主。


當時孟加拉灣已有各種文化連結交錯,充斥著不斷的遷徙,各派傳教士帶著聖物移動,並且進行高價奢侈品和日常必需品的交易。一種生態特化(ecological specialization,指朝向專業化分工的發展)過程已在進行:到了十六世紀,印尼「香料群島」一些島嶼的食物已經完全仰賴進口。這時,印度洋東邊的沿海地區已經透過英國帝國主義有了新形式的連結:藉由士兵移防、駐軍派遣、法典交換和官員移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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