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譜出版部落格

現在，我在一艘環繞馬達加斯加航行的船上寫著這篇文章。幾天之後，我又在好望角離岸的船上用筆記型電腦打字，最後在橫越南大西洋的時候，把寫
好的內容發送出去。說來實在是神奇，我用船上安裝的衛星定位系統來收發電子郵件，幾乎能即時收到任何回信。在我海上漂泊的這幾十年裡，世界上發生的變化早已今非昔比。想當年我第一次隨海軍出海時，與外界溝通還需要用摩斯密碼和無線電呢；當然，還有那些傳統的手寫書信，也得貼上郵票才能寄。

我人生中第一次馳騁在蔚藍大海上，是在一九五一年，當時以美國海軍學院的海軍官校見習學生身分出海。我們的夏季巡航是乘著「威斯康辛號」戰艦，穿越北大西洋抵達愛丁堡，再南下至里斯本，最後前往古巴，目的是要帶著十六英寸步槍進行射擊演習。從此我開始定期出海，曾先後指揮過兩艘戰艦。簡言之，這就是我六十七年的船員生涯。所以，當有人好奇大海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什麼的時候，只有一個答案能代表一切：大海就是我願身處之地。
山繆爾•強森（Samuel Johnson）曾說：「當一個人喜歡上了海洋，他便不再適合陸地上的生活。」這句話是在一七七〇年代說的，但即使到了今日，依然有它的道理。

我對任何時代的航海人員都欽佩不已。許多航海人員的故事都無從考證─未留下任何紀錄、日誌或書信──最終湮沒於歷史中：不論是強悍驍勇的維京人，抑或那些在海上以木帆船獨霸一時的中國商人，還是早在歐洲人之前便已乘坐獨木舟橫渡數千英里的海洋抵達北美洲的玻里尼西亞探路者。許多人崇拜麥哲倫，但我更偏愛法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他雖然是環遊世界的第二人，卻從環遊世界旅行後活了下來。許多要素都能展現一段旅程的偉大；在我看來，很簡單，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探險─也就是不斷將好奇心付諸行動。我們人類天生就具備「好奇」的基因，儘管極少人真的能夠身體力行。

成為一名真正的探險者，就表示你會站在人類知識的最前緣，並在拓展新知疆界的行動中，有所參與。沒有所謂糟糕的旅程，只會有有趣的旅程。不論是出海遠航還是深入幾千英尺的海面下，你對大海的所見所聞，都是對經驗與想像力的不斷擴充。真正的探險家永遠想攀登下一座更高的山峰；而來自大海的誘惑，則在於那遙遠地平線背後的世界和潛藏在深海中的奧祕。

過去，我一直會將各種船上的經歷寫成日誌和筆記。如今，我則習慣將大部分的事情記在腦海中。也許你認為這樣做太隨意。但不要忘記，航海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口述歷史。在不斷講述的過程中，事情的真相總是多少被添油加醋或偷工減料。那麼究竟誰說的才是真的？在巴西式葡萄牙語中，有一種說法叫「漁夫的故事」（história de pescador）。無論是那些差一點就抓住的巨型海洋生物，還是彷彿奇想般的水怪─打從這世上有了航海，便有水手口中那些光怪陸離的故事。時至今日，許多故事的真相依然成謎。

前言　一對無與倫比的搭擋

那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在聖母峰北側的前進基地營（Advance Base），一個荒涼的地方。帳篷搭在一片冰磧石上面，岩石上到處散落著一支遠征隊到了最後階段的垃圾。彼得和喬忙著做最後的準備工作，收拾行囊，放進最後一刻的奢侈品。接著，他們突然準備好了，穿上冰爪，綁上繩索，隨時可以出發了。我想我們所有人都在努力淡化這一刻的重要性。

「過幾天再見。」

「我們今晚六點會打電話給你。」

他們動身了，迎著漫天飛雪，吃力地爬上營地外的冰坡。兩天後，在寒冷的黃昏時分，我和亞德里安．戈登（Adrian Gordon）藉著漸暗的天色用望遠鏡觀察他們在東北脊的進展。傍晚的金色天空襯托出脊頂上兩個小小人影的輪廓，他們艱苦萬分地緩慢移動著，一人接著一人。是因為難度太高還是因為極端的高度？他們想必在大約兩萬七千英尺（八二三○公尺）之處。

漸漸地，他們消失在第二尖峰（Second Pinnacle）的鋸齒後面。他們再也沒有出現了。一九九二年春天，俄羅斯／日本遠征隊的成員發現了彼得的遺體，就在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的地方。彷彿他躺在雪地裡，睡著了，再也沒醒來過。我們可能永遠都不知道五月十七日前後那幾天發生了什麼事，但為了完成聖母峰東北脊那個無人攀登過的路線，而在最後一段攻頂的過程中，我們失去了兩位非常特別的朋友和一份獨特的攀登夥伴關係，他們的才華橫溢，遠遠超越登山。兩人的寫作能力充分體現在他們的書中。

我與彼得的初次接觸是在一九七五年，當時我正在為遠征聖母峰西南壁招兵買馬。當時彼得年僅二十三歲，他的成熟讓我印象深刻，但這還結合了一種好玩的樂觀天性，以及一點「迷路小男孩」的童心，他可以利用此一特質心想事成，效果極佳。此外，在身體和智力上，他都很有天分。他是一個非常堅強、渾然天成的登山者，而在那與眾不同的隨和舉止背後，有著一股個人的動力和堅定不移的明確目標。他還擁有對山的熱愛以及透過書寫表達這份熱愛的能力。他是那次聖母峰登山隊最年輕的成員，與我們的雪巴隊長普天巴（Pertemba）一起登頂，成為第二組完攀先前未曾有人攀登過的西南壁的隊伍。

身為英國登山委員會的全國事務官，事實證明他是一個處事圓融、工作稱職的委員會成員。而在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於瑞士因一場雪崩喪生之後，彼得接管了道格爾位於萊辛的國際登山學校。後來他與喬．塔斯克一起攀登了強卡邦峰陡峭的西壁，他們的攀登夥伴關係從此建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與我們在聖母峰的大型遠征形成鮮明對比：在強卡邦峰，只有彼得和喬兩人。他們原本打算採用阿爾卑斯式登山法攀登上去，在山壁上用吊床露宿，但是高海拔太冷、壓力太大了，於是改採圍攻戰術。即便如此，這也需要大量的決心和耐力。在一九七六年，就技術而言，這可能是當時在喜馬拉雅山完成的攀登中最艱難的一次，彼得在他的第一本書《輝耀之山》當中描述了他們的掙扎，這本書在一九七九年獲得約翰．列威林．萊斯紀念獎（John Llewelyn Rhys Prize）。

接下來幾年，彼得完成許多不同類型的攀登。一九七八年，他和喬與我一起攀登K2。我們嘗試攀登西脊，但是尼克．艾斯考特（Nick Estcourt）死於雪崩後，我們在相對高度較低之處放棄攻頂。一九七九年初，彼得與他將來的妻子希拉蕊（Hilary）抵達新幾內亞的卡茲登茲金字塔峰（Carstensz Pyramid，又名「查亞峰」）的山頂，隨後不久又與喬、道格．史考特（Doug Scott）和喬治．貝騰堡（Georges Bettembourg）一起爬了干城章嘉峰（世界第三高峰）。同一年秋天，他帶領另一支小型隊伍，大膽登上高里三喀峰（Gauri Sankar）的南峰。

《輝耀之山》兩位如風少年的絕壁長征



出版時間︰2020.06.09
作者︰彼得．博德曼 (Peter Boardman)
定 價︰480元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2020年全新山岳文學書系meters 首波作品｜

改變他們的想法雖然困難，但並非不可能

說到改變想法，改變年輕人的想法比較容易些，人類的腦部到了二十五歲左右才會完全成熟，過了這個年紀就像是熔岩已經凝固，會堅決抗拒改變對於某些議題的看法。為什麼到這年紀後，人類的認知要塞會如此難以攻破？有的時候就連堆積如山的證據和瓦肯人般扎實的邏輯，都無法動搖顯然錯誤的信念。

人們是如何看待那些自己堅守的信念？腦部影像研究提供了新的見解，只不過這個見解令人沮喪。在對自由派人士的實驗中，研究人員讓受試者看幾條有政治意義的陳述（例如「墮胎必須合法化」），以及幾條沒有政治意義的陳述（例如「每天服用多種維生素有益健康」），受試者要回答是否同意，然後說明反對這些陳述的理由。

結果很有趣。面對沒有政治意義的陳述時，受試者可以毫無困難的重新評估自己的觀點，但是對於政治陳述卻寸土不讓。受試者的政治信念受到挑戰時，杏仁核的活動增強，彷彿是受到了威脅。在遭遇到其他的威脅，或政治信念受到挑戰時，情緒反應會如同騎兵來襲，侵入決策系統。除此之外，這時腦中和自我表徵（self-representation）相關的區域也會活躍，意謂腦部難以把這些信念和自我印象分離。換句話說，挑戰人們的政治立場或是政黨領袖，相當於挑戰人們的自我認同。人類的女明星腦沒有自我認同就活不下去。我們不願意面對自我認同的危機，於是選擇否定證據或是白眼以報，就像是稱職的公關祕書所擅長幹的事。

當我們聽到其他人同意自己的想法時，會得到由多巴胺引發的報償感覺，所以不意外，我們會去尋找支持自己信念的論點，就像是ET跟著花生醬巧克力糖。幸運的是（或是不幸），在網路上很容易就能夠發現和自己有相同信念的人，不論那些人有多古怪。人類的女明星腦看到支持自己信念的證據時，會舉杯致意，遇到反對自己信念的證據時會把杯中的飲料潑上去。這種不恰當的行為稱為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

〈我能幫你嗎？〉

大學時代的第一段性關係結束之後，我茫然失序。我搬到倫敦，接受成為記者的訓練。我會在演講結束後走向戶外的雪中，或呆坐在巴士上，一直到車子開過我要下的站好一段。分手前一年，男友做了一對軀體交纏扭轉的情侶蠟雕送給我。蠟雕是暫時性的作品，他說，是要拿去窯中燒掉的。他說：如果我們結婚，婚後滿一週年他要把蠟雕灌成銅模──就在性愛既潔淨又有價值的時候。一年過後，我把蠟雕裝在塑膠袋裡還給了他。我住在一間臥室牆上有蟎的窄小公寓裡。花園長了叢繞著報廢汽車生長的黑莓灌木，在十二月乾晴的下午，狐狸會去那裡曬太陽。那是一間沒有客廳的公寓，我的生活感覺彷彿徹底崩垮、摺疊進臥室的四面牆中間。

我埋首工作。現在回想起來，我在那個時期的自己看見了一些伊芙的影子──跑到世界的盡頭去聽別人的故事。有段時間，我在工作上來者不拒，照單全收。我去了阿富汗，五年間去了四次。我還記得第一次去的前一週、上那堂「艱困情境課」的時候。我們遭遇模擬恐怖攻擊，我在暗中摸進一個地下室，周圍被槍聲圍繞，我得找到扮演受傷記者跟平民的演員，滿手都是假血。我學會了如何處置抽動的胸腔傷口，和用三件外套製造簡易擔架。下課的晚上，大家在酒吧用笑聲消化掉這一切，但我真的被震撼了。有個聲音在問我：「你為什麼要做這個？」我希望有人發現，然後問我好不好。

分手後的那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間新聞公司值班，去法庭見證別人的人生分崩離析，徹夜開車前往火車事故現場。由於工作是輪班制，我發現手頭上有不少時間。我會在早午間看電視，中場廣告是助聽器跟地中海遊輪之旅，然後錯過晚上外出的機會，因為要去辦公室。我的輪休跟別人對不上，我得找事做打發時間，所以我有不少思考的餘裕。有天早上，我在地方報紙上看見撒馬利亞人協會的廣告。他們在徵求志工，尤其是可以在日間或深夜幫忙的人──那可是寂靜跟孤寂最張牙舞爪的時候。有一天早上舉辦說明會，我就去了。

回顧那段日子時，我想到伊芙的箴言：你應該「給予別人你最需要的東西」。在那些狹隘又孤獨的日子裡，我需要被同情。重讀那個冬天寄給前男友的電郵讓我瑟縮成一團，憤怒在頁面上慢慢燒起來。我需要幫助，去面對無法控制現狀的深刻哀傷。無法得到足夠的愛，或無法聽取他的解釋，信一封一封地寄出去，但我從未得到我需要收到的慰藉。

回想起來，在我恢復單身的第一年，撒馬利亞人協會讓我能夠給予別人我最為需要的東西：同情、時間跟注意。在撒馬利亞人協會，我生平第一次學到真正的溝通長什麼樣子，如何傾聽，如何被聽見。

作為新進志工，我們被教導服務的目的是去傾聽他人，不帶評價也不給建議。我記得在受訓的第一天，我們和一個裝扮成洗衣機的男人進行了一場練習。練習的概念是，他扮演來電的人，讓我們體驗當撒馬利亞人的感受。我們圍成一圈輪流。隨著狀況逐漸明朗，他的問題是他的洗衣機壞了，我們這些新手則要想辦法找到解決之道：「你想過要打給水電工嗎？」或「你能不能去附近的洗衣店？」但這些解決問題的提議於事無補，只讓他往厚紙板機殼的內部越縮越深。

較有經驗的撒馬利亞人協會志工對他提問：他是怎麼因應的，或沒有洗衣機，最難受的事情是什麼，唯有此時他才漸漸從機殼中浮現出來。接著，我們就聽見了一段長期遭受孤立的生命故事，關於失去和對自己的憎惡，因為連這麼簡單的事情也處理不好。他講起自殘跟飄忽的自殺念頭。我從來沒聽過這樣的對話──世界好像正在掀開。然後呢，終於，才是如何跟別人對話的守則。面對接下來的星期，我們獲取了傾聽他人的技能裝備。那些裝備讓我們懂得去呼應或簡述別人講的話，求取更多資訊或解釋，或純粹提供鼓勵的聲音。重點是當個人，說自己聽起來覺得自然的話，讓談天歸談天。然而，這跟多數的會話──或應該說我的會話──的發展模式都不一樣。我們被鼓勵去伴隨他們進入即將鋪陳開來的沉默，而非將他們拖進自己熟悉的範圍，或告訴他們「振作點」。

我記得那些坐著的深夜，聽著人們對我訴說他們的不可告人之事，因為他們怕被送進精神病院，或怕沒被聽見。我不被期望去提供意見或答案，這點我滿喜歡的。很多時候，我們就只是坐著不說話。但是呢，撒馬利亞人協會開宗明義告訴會員，我們不能透露電話內容，所以我不能寫出自己接過的電話，或其他志工跟我轉述過的談話。我再度繞著沉默打轉，好像在做研究時嘗試跟選擇性緘默症的患者對話一樣，他們只會用電郵回話。

為什麼政治爭論讓人焦慮？

大部分人會由政治信念來定義自己，是保守的右派或是激進的左派。我們喜歡認為自己是因為本著客觀與嚴格的思考後，才有現在的政治觀。對於當前熱門的議題，我們打從心底覺得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完全無法瞭解反對者為什麼無法瞭解我們的想法（我們的想法當然是正確無誤的）。科學能夠說明這種困境怎麼發生的嗎？人類的生物本性有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別嗎？

我們之前提過許多狀況中，某些遺傳變異會讓人容易具備某類人格特徵，政治傾向也不例外。研究指出，同卵雙胞胎之間的政治信念吻合程度，大於異卵雙胞胎，所以遺傳因子的確會影響我們的選票、汽車保險桿上的標語，以及偏好的網路新聞媒體。還有，從小就分開的同卵雙胞胎長大之後重新會面，在政治議題的看法也會相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政治學家詹姆斯．佛勒（James Fowler）甚至稱找尋政治傾向相關基因的研究領域為「基因政治學」（genopolitics）。

在多個實驗中，有一個基因和人們投票的關聯特別明顯。你可能已經猜到了，那就是本書之前出現過幾次的DRD4基因。你或許還記得DRD4基因所製造的蛋白質是一種多巴胺受體，這個基因的變異能夠讓人做出鋌而走險的行為，例如冒險、實驗，並且追求新奇的事物。就如同你推測的那樣，激進的自由派人士往往更容易帶有讓人冒險的DRD4 遺傳變異，保守派就少得多。基因會影響腦的結構，而接下來的內容將會提到，神經學家注意到，保守派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腦之間存在著有趣的差別。看來我們在頭一次見到競選海報之前，就已經在政治傾向上偏斜某一邊了。但是最近的一些選舉結果顯示基因不是唯一的影響因子。有些共和黨員跳過了國民基本教育，有些民主黨員不想要離開議院。

想要知道政治傾向是否為天生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測驗年幼孩童的人格，然後數十年之後看看他們支持共和黨員還是民主黨員。我們運氣很好，這項實驗已經完成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傑克與堅妮．布洛克（Jack and Jeanne Block）對幼稚園的兒童進行人格測驗，並在二十年後找到這些人，提出政治意味濃厚的問卷。他們發現幼兒時期的某些特徵和將來的政治傾向有密切的連結：「現在比較傾向自由派的男性，在二十年前讀幼稚園的時候，老師的印象是機智靈巧、自動自發，以自己的成就為傲，充滿自信而且注重自我。比較傾向保守派的年輕男性在小的時候，幼教老師的印象是：明顯的越軌行為，覺得自己可恥而有罪惡感，很容易就覺得受到冒犯，面對不確定的狀況時會焦慮，不信賴其他人、深思熟慮、在壓力下思考僵化。

《你不知道的線上零工經濟》揭露人工智慧中的工人智慧，以及網路眾包人力低薪、無保障的真相，新型態的雇傭關係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
 

 出版時間︰2020.06.06
作者︰ 瑪莉．葛雷（Mary L. Gray） 、 西達爾特．蘇利（Siddharth Suri）
定 價︰320元

瓦解中的傳統職場、崛起的網路眾包發案平台、全面自動化的逐步迫近……

資訊時代新型的勞動模式，會把我們職涯的未來帶往何方？

你祖父的鬼魂可能會嚇到你嗎？

你曾經感受到不明所以的恐懼嗎？在美國有十分之一的人具有恐懼症（phobia），讓人在沒有危險的狀況下感受到足以使人動彈不得的恐懼。舉例來說，有懼高症的人即使身在保護措施良好的建築高處，依然會感到恐懼。在電視影集《發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中，托拜亞斯．芬克（Tobias Funke）「從來都不裸體」，就算洗澡也會穿著短褲，他罹患的是「恐裸體症」（nudophobia），真的有這種疾病。其他的恐懼症包括「花生醬沾黏上顎恐

懼症」（arachibutyrophobia），也就是害怕花生醬沾到口腔上側的疾病；還有「恐筷子症」（consecotaleophobiaaulophobia）、「長笛恐懼症」（aulophobi），以及對付我妻子的氪星石「恐蜈蚣症」（chilopodophobia）。

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資料，超過一千九百萬個美國人因為非理性的恐懼和焦慮而使得生活品質受損。這些奇怪的恐懼症從何而來？可能是由自身的經驗所造成。我年紀還很小的時候，因為一口氣塞了太多花生醬巧克力到嘴巴裡面，幾乎噎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算得上有花生醬沾黏上顎恐懼症，不過之後吃含有花生醬的食品時都會小心翼翼。其他無法由個人經驗解釋的害怕與恐懼症，可能來自於家庭。尼爾．蓋曼（Neil Gaiman）在《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中寫道：「恐懼會傳染，你會如染病那樣染上恐懼。」事實上，恐懼不但會傳染，還會代代相傳，由下面的研究可以證明。

許多食物含有胺苯乙酮（acetophenone），例如杏子、蘋果和香蕉。純的胺苯乙酮聞起來像是櫻桃，小鼠喜歡胺苯乙酮的味道，但是我們可以教小鼠害怕它。

二○一三年，艾茉利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凱利．雷斯勒（Kerry Ressler）與布萊恩．迪亞斯（Brian Dias）使用電擊的方式制約小鼠，讓他們害怕櫻桃的香味。他們把胺苯乙酮蒸氣釋放到關著小鼠的籠子中，同時經由地板給與小鼠的腳底輕微電擊。三天後，即使沒有電擊，只要一點胺苯乙酮的氣味就能夠讓小鼠害怕得縮起身子。換句話說，雷斯勒和迪亞斯讓小鼠對於櫻桃有不自然的恐懼。